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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南安康，人们说到茶，必然是说两样，一样是山茶，即绿茶红茶，另一样是绞股蓝茶。绞股蓝是南方山间一种极普通的野草，过去乡下老人头晕、中年人睡不好觉，扯了草根回家熬茶汤，喝上一两回就见效。后来生活好了，大家喝绞股蓝茶降“三高”。现在，陕南人家差不多总有这两样茶，绿茶红茶待客，绞股蓝茶自饮养生。
有些人闻不习惯这味道，说它是臭的。但是，对我而言，这味道再熟悉不过了。家乡每年清明过后，山上就会冒出密密匝匝的竹笋。母亲带着我们上山挖竹笋回来，先削去皮，把笋心切成片状，焯过水，然后装进坛子里，用浓稠的米汤浸泡，把坛口封起来。经过个把月的发酵，再打开坛子，那酸笋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屋子。香啊！我们闻起来的确是香的。
从地里收上来的糯谷经过反复晾晒、脱粒后，白花花的糯米便进了米缸。择一吉日，母亲将糯米泡水、洗净、入笼，再一笼笼蒸出来。白花花的软与糯，在大白瓷碗里泛光。一碗糯米配什么菜都好吃——豆腐炒蒜苗、韭黄炒鸡蛋、莲藕烧猪排……若是糯米上再铺一层薄薄的五花肉或油菜蒸菜，那顿饭就会香甜得堪比过年。
上世纪90年代初，胜利石油人在大北盐碱滩栽下了一棵棵铁树，架设了一条条油龙。在这里，石油人战天斗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所以这儿也被称为“英雄滩”。三十多年来，“英雄滩”上的芦苇一茬又一茬，绿了黄，黄了绿；大北的石油人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坚守在这方石油“阵地”。
晚明大儒黄宗羲说：“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此话道出江西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地位很重要。王阳明曾出任庐陵知县，他注重教化，带动了江右王门学者对社会教育的重视。在吉安，社学、书院和讲学，构成了幼齿启蒙、高等教育与学术交流三位一体的教育系统，并成为庐陵文化的重要特征，影响数百年。
看着那一大片古法造纸作坊，我的思绪，却回到了几年前在青海果洛看到的造纸作坊。造纸技术诞生后，不论是攀过高山来到青藏地区，还是南下来到江南水乡，其实都预示着一种文明的交融，一种文化的生长。
在画《记写雁荡山花》后，潘天寿又画出《雁荡山花》这样的现代花鸟画杰作，画的署名是“雷婆头峰寿者”。我爬过雷婆头峰，它是我们家乡村庄后的一座山峰。周围的山峰，线条皆柔和，只有雷婆头峰，峻峭刚劲。我恍然省悟，或许在潘先生心目中，可以与雷婆头峰媲美的，只有雁荡山的山峰。
当我怀着有点胆怯和好奇的心情走进袁先生的客厅时，眼见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着红色绸缎上装、满面笑容的老人。她一边为我泡茶一边说：“我们是邻居。”这一句话让我顿时轻松了很多。当时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离北京饭店只一箭之遥。“还是近邻。”袁先生又说，“远亲不如近邻呐！”
我立马想起了那个倚在门框上的小女孩。2003年的深秋，我第一次来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贞丰县，一下子被这里秀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所吸引。鬼斧神工的双乳峰，是大自然的造化。风光旖旎的三岔河，在丛山之间流淌着诗与歌的韵律。而八音民歌，声声洋溢着布依族人民劳动时的欢乐和对生活的热爱。
我六岁开始上学时，还是日伪时期，我总是不爱去，哭哭啼啼。有时我会带着家里的小黄狗躲到柳树前的高粱地里，抓蚂蚱，斗蛐蛐，看蚂蚁搬家。待到太阳偏西时，我才溜出高粱地，先在柳树下玩一会儿再回家。我把书包卡在树杈上，它却总是往下掉，我心想连柳树也不待见逃学的孩子。
几十年过去了，儿时记忆如佳酿，历久弥醇，难以忘怀。后因到外地工作，无暇旧地重游，又听闻湖水干涸，特别伤感。近年加大环境整治，加之降下几场大雨，泉水复涌，早已有朋友把照片发到网上，我看到后心情无比激动，便惦记着要再睹泉湖风貌。此次借中秋节看望家父，夜宿宾馆，与百泉湖比邻而居，一早便故地重游。
正月十五过后的一天，开车到离家最近的郊野公园。两排高高的大杨树夹着笔直的公园甬道，青灰色的枝干伸向雪后的晴空，所有的枝条都是弯曲着向上生长的，不再像深秋时向下低垂着。那种生发的姿态，让人感受到了春的气息。
太行村，在陕西汉阴县北的秦岭中，青山如围，村在半山，山名即是村名，此山并不巍峨，但连绵起伏，有山有岭有谷，有水有林有人家。站在山顶上，看群山向北渐次展开，满眼是绿的大海、绿的波涛、绿的海滩、绿的港湾，连阳光都被过滤成了绿色，绿色的光芒，在天地间闪耀。
洞庭古陆像个硕大的脸盆，四周是山，中间凹进去，形成辽阔的平原地带和浩渺的水域。临资口恰到好处地出现，一张口就吸进湘江与资江两条大江，就是这一口，使江河有了出路，使洞庭湖有了水源，真是自然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