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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势下,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构建依规治党制度规范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更深层次看,这体现于政治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有机统一。
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充分体现了文化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有力保障。
迈入新时代,青年唯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坚信中国道路、坚守价值追求、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才能顺利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托。
各类经济主体积极践行负责任创新的理念,主动参与数字经济治理,让数据要素既守住底线、守好民生,又放出潜力、放大活力,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构建数字强国宏伟目标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海南考察时又一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彰显了大党大国领袖深厚的人民情怀,对于更好坚持人民至上,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处理工农关系、统筹协调城乡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仍是农业、仍在农村。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必须把乡村产业兴旺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更加依靠科技实现创新发展和内生增长。
在国家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如何借助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赋能乡村振兴,是当前亟须探索的问题。抓好数字化时代发展契机,催生出文化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并结合乡村文化特色发展,可以实现乡村经济与文化上的双赢,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发展力量。
要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既要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度目标的引领作用,也要健全以“降碳”为重点的协同管理体系。此外,还要优化相关经济政策与市场手段,不断夯实技术、数据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础支撑作用。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首次将国家实施脱贫攻坚以来关于农业农村治理的经验措施上升为法律。从依法治国的背景来观察,《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出台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举措,为此后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农村生态环境是农村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都离不开良好生态环境的支撑。应围绕农业绿色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积极推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下一阶段,进一步挖掘县乡消费潜力,需将促进县域消费作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县城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作用,构建以县城为中心、以城带乡的县域消费新格局,为有力有效扩大内需、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专门提到“科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这些理念表明,科学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组成部分和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维度,我们对科学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要求基础设施建设要紧跟时代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工作,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认识做好乡村旅游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好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加快形成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3月份以来,受疫情影响,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普遍遭遇较大困难。随着疫情形势逐步缓和,疫情防控措施更加科学精准,特别是党和政府出台多项全面扶助政策后,经济形势已出现明显回暖迹象。伴随系列政策落地见效,经济形势将会进入企稳回升的新阶段。不过,这种企稳回升态势依然较为脆弱,长短结合着力扩大内需仍是促进经济好转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