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怎样从严治党

从严管党治党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坚持“严”字当头，多管齐下，纯洁党的组织，严格党的纪律，改进党的作风，逐步积累了一整套切实有效的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

伏击歼敌奇兵制胜

全民族抗战初期，八路军129师在响堂铺一带伏击日军运输车队，取得重大胜利，予敌以沉重打击，是当时三次典型伏击战中对日军震动最大的一次。

周恩来与陈望道

 1920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助力和领导下，由陈望道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

劳钺与湖州

劳钺和张渊就《湖州府志》的体例安排和内容选择常常讨论到深夜，为了防止疏漏，劳钺还亲自领队进行订正，以求精益求精。该志书历时3年，成书二十二卷，成为湖州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10至14世纪中国多元人群的交融

10至14世纪，人群身份变动不居，造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势。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与交流中，实现了交融、重组与新生。

三星堆穿越时空惊艳世界

三星堆又“上新”啦！日前，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公布，6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万件。

邱菽园的传奇人生

100多年前，在新加坡活跃着这样一位闽籍华侨——新加坡近代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举人；新加坡别名“星洲”的首创者；新加坡年仅23岁的商界巨富，却在34岁时就因经营不善而宣告破产

陈遵统：培根铸魂 立心弘业

陈遵统（1878—1969年），字易园，闽县（今福州市区）人，少年时期入全闽高等学堂，后负笈东瀛，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

林则徐的印章，大气!

读名人传记，不经意中就有令人惊奇的发现。这几日读《林则徐年谱长编》，翻开前面的图录，有两页是林则徐的印章。本来不觉得有啥，可细细一看，却发现另有天地：林则徐的印章居然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

武平“何仙姑”

不同于唐宋阶段的单个仙人逸闻传奇，八仙在元代已形成一个小群体，人们以“八仙”呼之，不过彼时“八仙”所指还不固定，其中的何仙姑还只是偶然露面。

明代闽籍文人旅行与文化传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中国文人的真实写照。晚明是中国旅游史上的繁盛时期，尤其是在文人之中，出于求学、游道、游伴、游观等不同目的的旅行也越来越多，因此晚明闽籍文人旅行炽盛。

郑成功建政台湾的不朽功勋

360年前，郑成功以明朝藩王的名义，率军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这件事奠定了郑成功“中华民族英雄”的崇高地位。

南佐遗址：5000年前大型宫殿建筑的神秘面纱期待被揭开

“南佐遗址的面积，是二里头遗址的两倍，核心区域与另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实证——良渚古城遗址的中心区域莫角山台城一样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说。

穿洞遗址时隔40年将启动第三次发掘

据了解，穿洞遗址为贵州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古人类洞穴遗址之一，发现于1978年，曾在1979年、1981年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

三星堆考古接连“创造历史”，在传播中启蒙

现在，可以期待的是，通过类似三星堆发掘的考古传播新形式，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将对考古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对考古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从而加入这一“有文化，有内涵”的事业当中。

天津蓟州发现东汉、唐辽及明清时期古墓群

白马泉村北墓地位于天津市蓟州区城关镇白马泉村北部。2021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曾对白马泉村北墓地进行过考古勘探，发现不同时期古代墓葬60座。

“马革裹尸”：东汉名将马援的忠勇精神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马援为天下统一、国泰民安而驰骋疆场的事功印刻于史册，其忠勇赤诚、谦逊有礼的高尚品行更流芳千古，后世无不以其大义为标榜、为其忠勇而赞叹、闻其生平而潸然。

板升：明代民族交融的缩影

明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嘉靖以后汉人与蒙古人的经济、文化互动出现了新高潮，塞上出现了二者共建、共生的“板升”。

为什么说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团结是胜利的保证。

当辣椒遇见中国

即使可以通过现代农业技术调整植物的性状，但植物的生长还是会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因此特定的植物总是产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

“另起炉灶”结束百年外交屈辱史

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

以“心有主”胜“心中贼”

《元史·许衡传》记载这样一则故事：宋朝末年社会动荡，百姓四处逃难。这日天气炎热，行人饥渴难耐，可巧途经之地有棵大梨树，便一窝蜂拥上前去摘梨子，惟独许衡一人不为所动。

建立学习制度: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重要保障

延安时期建立学习制度、改造学习制度、整风学习，不仅为全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而且对此后中国共产党学习之道的发展产生了奠基性的重大影响。

黄遵宪：发“五四”白话诗之先声

黄遵宪的文学变革主张与诗歌创作对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人物有深刻的影响，梁启超誉之曰：“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