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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采访、考察,受到热情接待。毛泽东的幽默随和、远见卓识以及巨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这些政治倾向迥然不同的外国人……在这些记者中,最先和毛泽东有深入沟通的,就是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
王之平,1902年生于河北省满城县,曾担任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河北军区副政委兼天津警备区第二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与其他将领不同的是,他既是杰出的军事指挥、政工干部,也是新中国军事司法与检察工作的先行者。
“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中亚峰会论坛上的谆谆之语既是对“中国—中亚”横亘千年的守望相助之谊的深切肯定,更是引领我们站在八川宏澜、唐章汉典的长安城上远眺西去的驼铃古道,神思这座承载了千百年历史文化风韵的神州古城。
《呻吟语》,明代末期语录体清言小品的优秀代表作品。“呻吟语”涉猎广泛,纵谈古今天下、身心家国、人情物理,体悟性强,反映出作者对社会、政治、世情的体验以及对真理的不懈求索,开启了明清之际救世启蒙先导。
硕大篆书“史”字高悬于建筑外墙,两座西周铜牺尊造型石像矗立门前,拾级而上,进门伫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映入眼帘……走进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仿佛叩开了中华文明探源的大门。
地处中原的南阳盆地,在汉代以前还是一块贫瘠之地。西汉时期,太守召信臣带领百姓兴修水利,改进并推广“长藤结瓜”式的灌溉系统,把南阳盆地改造成中原地区沃野千里的膏腴之地,被百姓尊称为“召父”。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对信仰做出这样的阐释:“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北宋初勃兴的书院至北宋后期渐趋沉寂,至有“至崇宁末乃尽废”之说。宋室南渡后书院再兴,朱熹于此功不可没。朱熹毕生致力复兴书院,创建、复建、扩建及读书、讲学、到访书院60余所,培养生徒400余人,“四大书院”半数因其扬名。纵观古代教育史,“能有如此众多的书院与己有关,朱熹可以说是第一人”。
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生动地比喻为党内“共同语言”,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把辩证法唯物论作为基础科学和必修科目,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
董必武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他一生为新中国的独立富强和民族解放呕心沥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董必武留下的1300多首诗作,是他光辉一生的写照,是他无私奉献的印证。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块生产于20世纪40年代的手表。它的主人是指挥黄安舰起义的舰务官鞠庆珍。这块手表表盘直径3.5厘米,正面印有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与“国父”二字,银灰色的表链上略有锈迹。
1931年,中央苏区以瑞金为中心建立起了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在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政权建设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博事业建设。
1915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周恩来写了一篇题为《海军说》的作文,不太为众人所知。文章寥寥不足800字,虽半文半白,但行文流畅、逻辑缜密,该文直抒胸臆,表达了他心中蕴藏的“海军梦”和“强国强军”的远大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