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中国革命创业维艰。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先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相继创建红四军、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四次“围剿”。但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一、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执意向敌军集结重兵的湘西进军，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经过浴血奋战，连续突破敌军数道封锁线渡过湘江，11月底到达湘黔边界。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由8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

这时“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博古听从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不顾蒋介石已调集重兵到湘西堵截红一方面军的客观形势，坚持原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如果按照李德的意见办，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有全部覆灭的危险。在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长期受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博古排斥的毛泽东，在中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的紧急会议——通道会议上，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分析了客观形势，批驳了李德的错误意见，力主放弃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以及多数中央领导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是，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通道会议虽然通过了红军路线转向贵州的决策，但在战略上并未放弃原定计划。

二、黎平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避免了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开始在中央居于主导地位

红一方面军斩关夺隘，进入贵州东部，占领黎平。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黎平会议，研究红一方面军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考虑到敌人已在湘西布下重兵，正在向贵州东北部集结，再次力主放弃红一方面军前往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建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黎平会议通过讨论，多数中央领导成员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黎平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战略转移以来在作战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避免了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覆灭的危险，为遵义会议作了初步准备。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黎平会议后，红一方面军经贵州腹地向贵州北部前进，连克锦平等7座县城。同时，中共中央根据领导层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集中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三、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直接准备。长征以来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实际上起到遵义会议预备会议的作用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开始在中央居于主导地位，指挥红一方面军向贵州腹地挺进。1934年12月底，红一方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地名）。此时，在红军进军方向问题上再次发生争论。博古、李德提出红一方面军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

1935年1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上，中央领导成员中的多数同志仍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猴场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长征初期，军事工作、军事战略、军事指挥、长征方向，一切由李德说了算，博古在军事问题上听从李德的意见。猴场会议的决定，取消了李德以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的特殊身份独揽军事指挥大权、取消了博古和李德以个人专断取代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集体领导的不正常做法，把军事指挥权重新收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局。

猴场会议是长征途中又一次重要会议。猴场会议通过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标志着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开始战略转变，为红一方面军北渡乌江提供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保证；取消博古、李德独揽军事指挥大权，从组织上解决了党指挥枪的问题，使军事指挥正常化；初步接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再次受到重视；恢复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三大任务；确立党的集体领导的重大原则，结束了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重大问题由博古、李德说了算的不正常状态。猴场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为遵义会议作了直接准备。

长征以来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实际上起到遵义会议预备会议的作用。

四、王稼祥、张闻天的转变代表了党和红军要求改变“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要求尽快摆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局面，要求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强烈愿望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过程，也是反思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军事指挥经验教训的过程。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取得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和在博古、李德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的事实，以血的教训教育了党和红军尤其是中央领导成员。中央大多数领导成员逐渐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毛泽东领导革命、指挥红军，才能扭转危局，转危为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一次比一次明确地肯定和批准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这说明，由中央专门召集一次会议，集中讨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原因的条件已经成熟。

红军长征充满了惊涛骇浪、激流险滩。毛泽东在红军面临危境时奋不顾身、扭转危局的正确主张，也愈来愈多地为中央领导成员所接受。这时，盼望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革命，指挥红军，成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胜利发展、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导下惨痛失利的事实，也沉重教育了部分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同志。长征过程，实际上也是部分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同志逐步认识并与“左”倾错误决裂的过程。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首先，毛泽东怀着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无限忧虑，同王稼祥进行了亲切交谈。他列举过去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对“左”倾教条主义提出了批评。王稼祥回忆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王稼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毅然同“左”倾教条主义彻底决裂，“干脆地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

长征路上，毛泽东同张闻天谈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问题，对他进行启发和教育。张闻天夫人刘英在《深切悼念张闻天同志》一文中写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使他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的主张的正确，长征开始后，毅然参加了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

王稼祥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谈话时明确指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王稼祥、张闻天的转变，是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要求改变“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要求尽快摆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局面，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中国革命的愿望，在中央领导机关的反映。这表明，改变“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拥护毛泽东领导革命、指挥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

五、遵义会议坚持党性、立党为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民主、实事求是，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1935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突破乌江、攻取遵义。中共中央领导成员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向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决定，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思想，决定下一步的战略方针等问题。于是，中央领导成员开始准备遵义会议材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撰写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也写了一个发言提纲。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有：毛泽东（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即洛甫，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陈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中共党团书记）；博古（即秦邦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负责人）；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凯丰（即何克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

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中央机关的同志：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总指挥）、杨尚昆（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邓小平（中央秘书长）。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第一阶段是三大报告。博古首先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于各种客观因素——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中共地下组织以及各个革命根据地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实际上是坚持错误立场，竭力为“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辩解。

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军事问题报告。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批评李德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瞎指挥”。周恩来的态度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础。周恩来回顾说：从黎平会议开始，“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张闻天按照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叫《毛洛王提纲》，是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的共同意见撰写。会上，张闻天按照《毛洛王提纲》，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邓小平指出：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切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

遵义会议第二阶段是会议发言。毛泽东的发言将锋芒集中在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上，针对博古强调客观原因、竭力推卸领导责任的辩解，列举大量事实，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有力批驳，尖锐地批判了博古、李德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使红军在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战略战术的进攻中遭受重大损失。他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立场坚定、有理有据的发言，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拥护，博古和李德成为众矢之的。

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慷慨发言，他同意毛主席的讲话，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王稼祥第一个明确提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革命，指挥红军。后来，毛泽东多次评价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发言是“关键的一票”。

毛泽东曾对张闻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评价：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的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同志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拥护毛泽东领导革命、指挥红军。绝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判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求改换领导，赞同毛泽东领导。虽然博古坚持错误，个别人（凯丰）为博古辩护，但终究阻挡不住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主流。

六、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陈云向红军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迄今为止关于遵义会议最权威的历史文献。

陈云指出：“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张闻天）及毛（泽东）王（稼祥）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A同志（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遵义会议讨论了中央领导机构改组等重大问题，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陈云指出：“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红军干部“积极的拥护”。陈云说：“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一一新的“三人团”成员，在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主持工作副局长）

 

（《人民周刊》2025年第2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