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种下“敦煌”的种子

编者按：在敦煌，自古就有致敬先驱、守护遗产、铭记先辈、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学者踏沙而行，弘扬优良的传统，赓续古老的文明。20世纪30年代，在常书鸿等人的推动下，“敦煌学”应运而生。1996年，李承仙、常嘉煌母子继承常书鸿遗愿，在甘肃党河开凿现代石窟，完成了延续敦煌文明的又一伟大创举。

2024年是常书鸿诞辰120周年、李承仙诞辰100周年，他们的儿子、著名画家常嘉煌在本刊开设专栏“嘉煌说敦煌”，回顾常氏家族的文化苦旅。

 

 

我的外公很严厉，但是外婆很和善，特别宠爱我，他们位于天安门对面垂露胡同里的小院，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1957年的一天深夜，我被母亲摇醒，她匆匆与我告别，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睡意蒙眬间，我亦懵懂。第二天早上，看到枕边放着一块小鹿糖，我满眼喜悦追着外婆找妈妈，得知爸妈去了日本，春节后才能回来，我大哭一场。那年我虽然很小，但早已听说过很多抗日战争的故事，因此对日本没有好印象。

当时，中日两国还未建交，关系十分敏感。日方甚至同台湾当局建立“外交关系”，采取反华政策，公然挑衅中国。中方坚持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提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标，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在此背景下，受日本《每日新闻》社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确定，我父亲常书鸿担任团长，母亲李承仙以及康大川、崔泰山共四人组成敦煌艺术展工作团，携带包括敦煌壁画、彩塑摹本及摄影图片等共计300多件，赴日举办“中国敦煌艺术展”。

由于台风天气，运送展品的船期延误，1957年12月31日才到日本。与此同时，《每日新闻》对这项活动多次跟进作预热报道，日本国民对“中国敦煌艺术展”的关注度和热情持续高涨。

很多人关注展品的呈现、展览的成果，母亲则默默承担了很多幕后工作，比如策展、布展。她事先在国内做好了展品照片和平面布置设计，编辑好目录和资料。首展会场设在东京都日本桥高岛屋百货商店八层，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但需等到晚上6点营业结束后，才可以入场布展。时间紧，任务重，母亲带领100名日方工人，跨年夜加班加点，在6个小时内完成了布展工作。

1958年1月5日到2月19日，“中国敦煌艺术展”在日本东京和京都两地连续展出。父亲在《九十春秋》回忆录中写下：一位负责日本文化交流协会工作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敦煌艺术在日本展出的成功，是不能以10万观众、3万目录、120篇报刊文章、20次座谈会等有限数字来估计的。如果一定要照上面这样计算的话，那只是原始的种子，这些种子埋在日本土地上之后，会发芽生长。”

敦煌的种子在日本生长，父亲、母亲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开展中日民间外交的种子也跨越时空，来到中国落地发芽。母亲带回一个装饰海贝海螺的小盒子，让我好好珍藏。那是他们在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家做客时，片山哲的女儿片山光照送给母亲的礼物。30年后，我每次在日本举办画展，片山光照总是着盛装和服到场祝贺。

从日本回国后，母亲又踏上敦煌的热土，她把我送到位于景山后街的文化部托儿所，春天送进，暑假接出，每个周末都由一位阿姨陪伴我。几十年后，我发现托儿所老师寄给父母的信，上面写着：请把你们的照片寄来，否则孩子会忘了你们。

老师没有等到父亲、母亲的照片，外公也永远离开了我。小学一年级，我随外婆来到上海的姨妈家，这是我的第三个家。

姨妈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照料我，她非常严厉，但使我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我长期居无定所的童年里，父亲、母亲常年不在身边，每当同学欺负我时，姨妈不仅挺身而出保护我，还向人介绍我父亲、母亲在敦煌的工作，她教我自信自强。

后来，为了资助杭州亲戚，父亲每月付出高额抚养费，把我寄放在杭州大伯家。西子湖畔，气候宜人，物产丰美，这里与西北大漠的生态环境截然不同，我在杭州经历了和父亲一样的青少年生活，从此对故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生活环境和条件变好了，我反而更加想念母亲。母亲出身书香世家，原本生活环境优渥，为了父亲和敦煌，她从江南水乡移居西北大漠，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余，还要参加农业劳动，照顾全家老小的琐碎生活，做饭、洗衣、整理家务……将花样年华献给家庭和事业。结婚那年，父亲去兰州接她，只带了两件礼物：一个哈密瓜和一袋大米。这袋米成了母亲每顿饭必不可少的“主食”。她说南方人吃面总感觉不饱，所以父亲每次都会准备一小碟米饭。

 

（《人民周刊》2025年第5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