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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敦煌，自古就有致敬先驱、守护遗产、铭记先辈、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学者踏沙而行，弘扬优良的传统，赓续古老的文明。20世纪30年代，在常书鸿等人的推动下，“敦煌学”应运而生。1996年，李承仙、常嘉煌母子继承常书鸿遗愿，在甘肃党河开凿现代石窟，完成了延续敦煌文明的又一伟大创举。
2024年是常书鸿诞辰120周年、李承仙诞辰100周年，他们的儿子、著名画家常嘉煌在本刊开设专栏“嘉煌说敦煌”，回顾常氏家族的文化苦旅。
2025年，我将迎来75岁。新岁序开，万象更新，一些过往的画面却日渐清晰。
多年前，我在家中的一份旧相册上看到父亲画的一幅小兔，从鸡蛋里蹦出来，十分灵巧可爱。父亲落笔的日期是1950年4月25日，但是母亲告诉我，我出生于4月28日，这让我一直感到疑惑。可惜两位老人都已去世，那幅寓意新生的日历画成为不解之谜。
直到前两年，我的老师告诉我，虎与兔有缘。“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古代楚文化中的“菟”就是老虎，这种说法让虎与兔结下千古之缘。苏轼曾写诗祝贺弟弟苏辙喜得麟儿：“未省老兔生於菟。”他侄子的小名就唤作“虎儿”。“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鲁迅先生晚年得子，写诗晒娃，把活泼机敏的萌娃比作小老虎，成就一段文坛佳话。我在虎年出生，父亲画兔留念，他跟苏轼、鲁迅一样，用传统文化为新生的孩儿赋予美好的寓意和祝福。
原本学习西洋画的父亲，后来的画笔总会自觉地跟中华的上古传说、千年文脉联动起来，将文化自信的笔杆紧紧握在手里，蔓延到日常生活里。
1949年，西北的古城墙插上红旗，敦煌县城和平解放。我出生后不久，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成为文化部直属单位。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父亲的身份受到争议，但经过民主选举，他仍被推选为所长。
那时候，本职工作之余，父亲和母亲经常还要参加农业劳动。在敦煌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他们总能苦中作乐。父亲画过一幅秋收图，描绘了敦煌农民在田间劳作的场景，这些人物形象既有敦煌壁画里的风格，也有米勒的风格，非常生动有趣。1950年六月初八，我才两个多月大的时候，父亲用画笔记录了敦煌庙会的盛况。他把艺术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画作都是我对于童年回忆的记录。
2岁以前，我都长期在父母身边，经常被抱着参加各种活动。那时候，研究所的院子一到晚上就会很热闹，一群人烧起篝火，在大榆树下唱歌。而一到白天，母亲就用毛巾遮住我的头部，抱我出去晒太阳，补钙。
后来我才知道，我原本还有个姐姐叫沙妮。由于母亲常年在石窟里工作，很少见到阳光，孕期缺钙。沙妮一出生就有软骨病，年仅一岁多就不幸夭折。这也是父母在敦煌难以言说的伤痛。
我出生之前，父亲买了一只奶山羊。在寸草不生的西北大漠，父亲天天到处寻宝似的给羊找草吃。他们不敢让沙妮的悲剧重演。
我40多岁的时候，一次接待外宾，我对餐厅提供的山羊奶非常喜爱，但周围的日本客人闻着都皱眉头，说这奶太膻，于是我喝完了全桌的12碗鲜奶。我把这件趣事讲给母亲听，她才说起昔日为了给我补钙做的各种事，“你是喝山羊奶长大的”。
我对母亲说，我还清楚记得他们在大榆树下唱的歌，那是20世纪50年代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这首歌激励着荒漠石窟的艺术家与工农群众，所有人都充满热情和斗志，积极投身新社会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激扬奋进的旋律中，不到2岁的我也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火车旅程，翻山越岭，从甘肃到北京。
1951年春天，父亲母亲进京筹备敦煌文物展，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文物展览。举办地点在北京故宫午门，展出壁画临摹本及各种文物共计1000余件，历时57天。周恩来总理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全部的展厅，并亲切接见了我父亲，对他的工作给予支持和肯定。
敦煌文物展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巨大的成功。父亲母亲返回大西北，继续开拓和时间赛跑的敦煌事业。年幼的我则被寄养在外公李容恢家中，开始与父母骨肉分离的童年，我也一直在努力和时间赛跑，渴望长大，渴望去找爸爸妈妈。如今75岁了，我一生都在追赶父亲母亲的脚步。
（《人民周刊》2025年第1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