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工业化路径绘就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

“‍‍通过工业化走向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追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这样告诉记者。

曹远征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经济学博士，曾长期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担任过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及其国际比较研究，后加入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国际，从事企业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操作。

“循工业化路径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历史总进程中的展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操作中比较世界各国的发展路径，他得出上述结论。

在曹远征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现有成就正在展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在新的层次上开始凝聚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新共识，构建平等和谐的国际合作关系和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人类文明丰富多样，这种发展共识可以成为多样文明的借鉴，并可能为全球带来更多机会。”

记者：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社会各界立足不同观察角度、着眼不同学科视野，有着不同的认知。请您从经济学角度谈一谈对上述问题的理解。

‍‍曹远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启的。它首先是一个“舶来品”。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数千年来文明未曾中断的农耕社会。从全球角度看，在农耕文明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1/3，中国的GDP也占全球的1/3，但这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与后来崛起的以西欧为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社会有着本质区别。经过一番“落后就要挨打”的苦痛历程，中国“被迫”开始工业化。

起初，只看到“坚船利炮”，希冀“师夷长技以制夷”，实现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体用论”的局限性，从而有了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人们深刻认识到，建立支持工业化进而现代化体制和机制的重要性，由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和救亡运动。

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一方面，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以“土改”的方式打破了因地主对土地垄断而产生的租佃形式的人身依附，奠定了社会大生产所需劳动力的社会条件，工业化由此可以快速展开。因此，新中国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一如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是民族的追求，而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担忧，使这种“追求”变成了“渴求”。为了追赶，使用国家力量进行行政干预似乎成为“捷径”，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是现有的榜样，于是，中国成为计划经济的积极实践者。二战后实现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埃及、缅甸、智利等，不同程度地也都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并视之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由此进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对垒的体制依据。

然而，二战后计划经济体制在全球的实践表明，这一体制有其内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人们积极性不高，增长动力不足，决策易于失误，浪费严重，致使国民经济比例经常失调，“短缺”成为这一体制的运行特征。于是，改革就成为采用这一体制国家的常见诉求。

中国是最早尝试改革的国家。早在1956年，中国刚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不久，就发现了积极性不高的弊端。为此，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两条腿走路”来调动积极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不能成为支持工业化的体制依托，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只能改弦更张，不试图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修修补补”，而通过市场取向性改革消除积弊，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记者：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路途中都经历了工业化阶段，推进工业化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请您对此作出分析。

‍‍曹远征：通过工业化走向现代化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方向。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从而树立了标杆，成为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南北问题”就是工业化，进而是现代化的问题。

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经济社会结构，呈现为显著的二元性：工业相对薄弱，农业占比较大，‍‍‍‍由于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因此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趋近于零，呈现出经济落后状态。与此同时，这种二元结构也蕴藏着工业化的巨大潜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受到工业部门较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劳动报酬较高的吸引，更愿意到工业部门就业，由此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工业化趋势，而工业的聚集地是城市，从而城市化也不可避免。

在这种趋势下，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趋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表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支持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关键。

所谓改革，就是把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成为市场引领的全民工业化；所谓开放，就是把这一民族工业化进程纳入经济全球化，以全球化带动工业化、加速现代化。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却因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在短短的45年间，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告别了绵延千年的绝对贫困，正在迈向高收入社会。

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体制和机制创新的意义在于：市场经济虽因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壮大，但起源却早于资本主义，因而从未属于资本主义；同理，计划经济是相对于市场经济人为设计的体制，并不全然代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只是操作层面的一个手段，而非关乎意识形态之争的一种目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结晶。

迄今为止，中国改革的全部成就、实现现代化的全部制度基础，就在于把‍‍市场经济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即把市场经济作为走工业化道路必须借助的一种‍‍经济体制，而非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一种制度安排。正是沿着这一道路，中国建立和完善了支持工业化进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世界现代化历史总进程贡献了中国经验。

记者：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与中国国情和发展相适配的中国特色。总结已经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可以提炼出怎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供其他国家借鉴？

曹远征：通过工业化走向现代化是世界既有各国的共同特征，可以从器物和制度两个层面来衡量。

从器物层面衡量，是一国的主流工业技术以及与其相关的包括科技进步在内的工业能力是否达到了国际水平。中国已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不仅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上所有的行业，而且许多产品的产能位居世界前列，成为吸引全球投资的“世界工厂”，这意味着中国在器物层面已经实现了世界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化。

但是从制度层面衡量，器物层面现代化背后的“现代性”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器物层面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表明现代化的体制安排以及由此体现出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并不唯一，并不由西方专属。相反，条条大路通向现代化，是可以选择的，关键是立足于自身国情。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

展望未来，如果从“现代性”展开的角度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普遍意义，可以看到，这既是中国现代化努力迄今为止的贡献，也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传统和追求，更是世界现代化历史总进程的趋势。

中国之所以经过百年努力，完成了以工业化为标志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追赶，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优秀成果，一步一个脚印。在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在改革开放的建设年代更是如此。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实践，才有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制度创新，在成就中国器物层面现代化的同时，衍生出了“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经济金融价值新理念，并在“一带一路”上变为现实。

由此回望历史，按照一千多年前北宋儒学家张载“横渠四句”所立的座右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除了人口规模巨大是一个客观事实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为天地立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为生民立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就是“为往圣继绝学”，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为万世开太平”。无疑，这也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人民周刊》2025年第1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