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着重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怎样一种体制，又将如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近期，本刊记者采访了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杨伟民。他解释，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决定》提出的总目标之一。“这句话非常重要。后文展开的具体改革任务等许多内容，都是围绕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总目标来部署的。我国的改革有两个基本导向——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非常令人向往的前景。”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记者：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与市场应当是怎样一种关系？

杨伟民：《决定》部署了14项改革任务，第一项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改革目标。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

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我国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事实上，早在1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我认为其理论基础就是总书记的讲话。

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准绳来衡量，目前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其实尚未到位，因此在《决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章节的第一个段落就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这个段落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基本路径，后文的内容则是具体的改革措施。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决定》对政府的作用也用形象化语言进行了表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因此，一方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要“管得住”，关键在于做好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切实履行好职责，政府的职责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有时候管多了就会“管不住”，因此也不能什么都管；二是要依法管理，尤其不能“拍脑袋”决策或朝令夕改，这样才能长久持续地“管得住”。

增强法治保障

完善产权制度

记者：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法治环境和产权制度应当如何优化完善？

杨伟民：如果要找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最基础、最本质特征，我认为，一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二是法治经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是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体制。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决定》中提到两个重要保障：“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说明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一体两翼的保障。在今后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市场和法治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加大力度、加快建设、加快改革的两个方面。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应该是产权明晰、保护有力的体制。《决定》提出，“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与过去相比，增加了“长久”二字，意味深长。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产权清晰、保护有力的产权制度非常重要，因为产权制度是对所有权制度的深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既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又要创造性地构建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产权制度。

我们既要依法保护各种所有权，也要依法保护各种所有权派生出的各种产权，比如承包权。《决定》中提出的许多改革举措，背后都涉及产权制度改革，比如“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其中就隐含着产权制度改革。

健全宏观治理

发挥主体功能

记者：在市场与法治之外，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可否请您分析一下，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的要求、作出的部署有哪些？

杨伟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宏观经济治理能够激发动力、增强活力的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有许多关于宏观经济治理的经典论述，比如：2019年提出“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2021年提出“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2022年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系统观念、底线思维，把实践作为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等等。《决定》中也有一段针对性很强的表述，即“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就要求政策之间不能彼此“打架”，不能一个“向前冲”、一个“往后拉”。

其中，中长期发展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有着战略性、宏观性的特点。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一直在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我连续参加了“九五”至“十四五”的6个五年规划编制工作，其中有关区域的规划，我都是直接参与者或牵头人。

《决定》提到，“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不同地区的国土空间，自然条件是不同的，如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历经现代化进程终将形成不同的主体功能区。人口和经济高度密集的地区，最后会形成一个城市群地区或称城市化地区，比如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经济集中度越来越高，成渝地区也展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会成为粮食主产区，以保障全国粮食安全，比如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东部等我国东北地区；适宜提供生态产品的地区则会形成生态功能区。

中央确定的主体功能区制度基于两大规律：一是自然规律，即顺应自然，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二是经济规律，即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真正按照这两大规律，最后我国形成的国土空间就是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区域。现在，主体功能区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过去10年间，城市新增外来人口多数进入全国经济实力排名前38位的大城市，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应该是顺应规律、发挥主体功能的体制。

促进央地财权事权匹配

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记者：财税金融体制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改革领域。对于《决定》中深化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理念与关键举措，您有怎样的深入思考？

杨伟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建立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这对于我国的地方财政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压力较大，解决的根本途径主要有两点：一是《决定》提出的适当加强中央事权；二是给地方放权，通过增加地方财权来增加地方财力，《决定》中给地方放权的内容非常多，比如“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等，这也是财税改革方面的一个突出亮点。

以上并非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全部，而仅仅是一个方面。《决定》对金融体制改革也作出了全面部署，涉及面很广，仅就其中提及的“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这一方面而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一个大方向、大逻辑，就间接融资而言，我国现在以国有大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如何服务好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体系，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非常重要，因为我国面临着经济二元结构与金融二元结构的不对称，如何服务好分布很广泛、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全世界都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因此《决定》作出了这样的举措安排。

推进要素交换流动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记者：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走向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对此，《决定》提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等，您如何理解这一部署的重要意义？

杨伟民：《决定》提出的“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意义非常重大，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主要在于城乡居民之间财产性收入差距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5倍左右，财产性收入差距是10倍左右。《决定》提出的“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就增加了农民将闲置住房出租的财产性收入。

二是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过放开城市户籍限制等措施，这项改革我国已经推进了很多年，但是效果不够明显。《决定》提出的“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举措。

三是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我国房地产市场还有很大空间，一方面在于现有城镇居民以旧换新的改善性需求；另一方面在于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在内的城市非户籍人口等有约3亿人，这一群体多数在家乡有住房，但是在就业地无住房，因此《决定》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其中的“工薪阶层”就包含农业转移人口，这样他们即便户口在家乡，也可以享受就业城市的保障性住房。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居民消费的扩大，以及全体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是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体制。

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

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

记者：根据《决定》，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是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导思想之一则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二者之间隐含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杨伟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人民充分分享发展成果的体制。《决定》提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的提出，说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增进人民福祉。“人民福祉”即人民生活水平，是可计量的，可以用居民收入、居民消费两个指标来衡量，这两个指标也是检验人民生活水平的最重要指标和实践标准。

为此，我们要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现在我国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相对较低，因此《决定》再次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由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所以如果真正做到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也会相应提高。

 

（《人民周刊》2024年第23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