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楫笃行，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高度肯定了改革开放在过去40多年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对外开放”有关话题，本刊日前对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

进一步扩大开放，挑战与机遇并存

记者：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请结合国际形势，分析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桑百川：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逆流涌动。当今少数国家走上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道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安全逻辑替代效率逻辑，谋划建立排华的供应链体系，弱化与我国供应链、产业链联系，以“友岸外包”替代“离岸外包”，策动与我国科技经济脱钩，贸易摩擦冲突上升，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经贸规则趋于碎片化，叠加疫情冲击、地缘冲突影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多重冲击并存，全球生产体系、投资体系、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重构收缩，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增速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速。全球经济总量从2007年的54万亿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104.8万亿美元，17年增长不到1倍，大大低于前期经济增速；而同期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更低，从13.9万亿美元增加到23.8万亿美元，仅增长71%；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在2007年达到1.83万亿美元，2023年则下降到1.3万亿美元。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成为拖累世界经济增长的减速器。

在世界经济大变局中，我们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今日世界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工业革命，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基础，以智能制造、智能服务和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生产模式集中涌现，正在快速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新一轮工业革命为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的声音在逐步扩大，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在不断积累，制约全球化逆流的行动从未止步，推动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广泛存在，合作共赢仍然是人类进步的正确方向，这为我们参加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带来机遇。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法宝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请结合历史及当前国际国内条件，分析以开放促改革的逻辑。

桑百川：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必然要冲破地区和国家之间的限制，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就要不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制度中更快打通生产关系各环节的堵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相对丰富的调控经济运行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对外开放中学习借鉴其经济调控经验和方法，并加以创新，能够更快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国家经济治理能力。

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是过去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中国在40多年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始终把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跟踪国际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遵循国际经贸惯例，在对外开放中输入改革的外部动力，冲破内部的改革阻力，形成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通过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推动了经济制度的有效变迁。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和“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2020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不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成了新时代的鲜明特征。在更高水平开放思想指引下，我国开启了制度型开放的新征程，搭建多种制度型开放平台，初步建成自贸试验区（港）体系，形成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创新实践开放型新制度新规则的试验田，发力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有效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

当今一些国家谋求建立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以期“规锁”中国，国际经济规则加速重构。全面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跟踪国际经贸规则变迁趋势，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继续发挥开放促改革的功能，既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打破“规锁”中国图谋的正确抉择。

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记者：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为什么？

桑百川：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核心是制度型开放，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要在维护多边经贸体制的基础上，研判国际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我国正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公平竞争的贸易规制有利于我国巩固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为此，要着力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构建“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的开放制度，规范产业补贴措施，适度提高环境和劳动保护标准，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竞争中性的规制体系，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营造透明公开的规制生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当今国际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明显，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要创新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方式，营造有利于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并完善外贸风险防范体系。

外商投资是衔接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枢纽，也是技术、管理、公司治理经验、营销渠道、信息和知识等多重竞争力的载体，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中，各国争夺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激烈，为此，更大力度吸收和利用外资，稳量提质，就要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做到既准入又准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打造非歧视的规制体系，形成要素流动自由、投资经营便利、服务优质高效的体制机制。

我国已经成长为对外投资大国，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品中超过200种产量居世界第一，形成大量优质产能，一大批企业具备在全球投资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为适应从引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大国转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完善对外投资促进和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利益保护能力，维护对外投资安全。

自贸试验区（港）等特殊经济区是引领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区域平台，在制度型开放中，需要进一步升级区域开放平台，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率先建立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带动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推动建立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在世界经济大变局下，区域经济合作取得新进展，大型自贸协定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变迁。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我国应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优化开放合作环境，完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在开放合作中互利共赢，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人民周刊》2024年第23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