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是中国民族艺术的一门独特创造，是炎黄裔胄数千年光辉灿烂文化所培育出来的奇葩，是中华民族特征最鲜明的一门传统艺术，它反映着每个时代的生活、美学以及社会的精神面貌，至今仍有其强烈的生命力，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喜爱，它的足迹早已远越国外，走向世界。
书法学又是一门亟待整理的学科，由于历史上书法理论的丰富积累，我们的责任在于使之体系化、条理化、科学化，在这方面，还要做很多研究性的工作。过去习惯上对于书法学上的体、家、派，概念比较含混，如体既可以欧、柳、颜、赵的书法为体，也可以真、草、篆、隶不同的形体为体；既可以南帖北碑为派为家，也可以某几种书体或人物为派为家，如唐四家、宋四家直到清代还有成、刘、翁、铁四家等。如果确立书法学上的体系及概念，则书法上的碑、帖范畴的不同宗法者应属于派，而欧、颜、柳、褚则应属于家，真草篆隶则应属于体。如秦代的书法有八体，晋代王愔提出三十六种书体，萧梁庾元威作一百二十种书体，唐代韦续纂五十六种书体，当然除秦书八种外，很多书体是只见记述，而实物未睹，难作确论。如果上述概念划分尚属正确的话，那么本文拟就影响中国书风发展关系最大的碑、帖、经三派之书法提出来加以论述，这样也可把各体各派之书纳入大要了。
汉简派生之三系
应该说，中国书法出现最早的并不是碑与帖，早期的书法就其使用材料上看，应该是陶书、甲骨书、铜书、石刻书、漆书、简书、帛书七大类别，而对后世书风发展产生最直接、最大量的影响则为简书。
陶书是早期陶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书是安阳殷墟的龟甲兽骨文字，青铜器文字殷、周时期出土甚多，石刻文字可信的如中山国《河光石刻字》、春秋战国时的秦《石鼓文》等，漆书文字从《后汉书·杜林传》和《晋书·束晳传》的记载看，漆书使于简牍上已很普遍，简书分木简和竹简两类，也有大量的实物发掘。
古代刻石之外，是没有刻字的碑，据郑注的《仪礼·聘礼》认为，碑是用来测日影、辨方向用的，像记载看守人事迹的《河光石》，也可说是碑的先型，而据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帛书为帖的先型一样，应该说是较晚的产物。以上是就碑帖的来源分析，而施碑、帖、经以巨大影响的，莫过于简书。
简书影响于书法发展的原因，一是因为产生的时间很早，另外也因为书丹刻碑的需要，经过刀镌石痕，体格庄严，已无法全部体现手写的笔情墨韵，章法布局也比较呆板，无有简书的空间灵活有致。由于是手写体，锋芒宛然，波磔分明，可寻书法之技法，较之于书丹上石，只见刀刃，失去墨痕及飞白的碑石，更便于传授学习。所以说除了古刻、甲骨等以外，简书实应是书法之源，而较后的碑与帖，倒应该是书法之流。
简书严格讲，写在竹上的才能称“简”，写在木上的称为“牍”。按其书风和形体，可分为六种类型：一是篆书类，如《甲子文干支简》；二是古隶类，如《谒侯简》等；三是八分类，如《五凤元年简》，似为简书之正格；四是草隶类；五是章草类；六是行押类。这六种类型的简书，便分别影响于晚出的刻碑文字，以及从名人信札发展起来的帖、经生抄录下的大量写经。
属于古隶体影响于刻碑的，如《鲁孝王泮池刻石》等，像汉简中的《甲子篆书简》及《祀三公山碑》中的平直对照，这是古隶与篆法相参的写法。《绘纵》《合同》等残简与汉代《史晨》等碑刻十分相近，因为这样的字形齐整，笔锋铦铓恰合刻凿的铁刀，适于刻工雕凿，这种笔法多方折之锋棱，又转化为大量魏碑之书风。像北魏正始二年的写经《大般涅槃经卷》更是明显地看出转化于北碑的痕迹。
第二种是汉简中介于章草今草之间的一部分，以及一些行押体，近于晋代士大夫的书札用笔，充满着文人的笔情墨趣，可能会为魏晋时崇尚清谈的贵族文人所赏识。这种字不刻露又不矜持，不仅与碑刻字形大异其趣，也与经生体的书风有别，如草书汉简《北部侯长高长高翚》和《月七日》行押体，都与王羲之的书帖极为相似，发展成为帖派书系之先型。
一部分汉简的楷隶体，如《还告退》和《春君幸勿相忘简》、隶书《日不显目》简，影响于六朝人的写经。在印刷术还不昌明的时代，佛教的传播，借重于经生抄写，社会上传法、讲经、许愿，都需要一批专门的抄经手，这就是职业写经生的出现。他们采用了一部分含有草意隶情的汉简去抄写佛经，便于快速的传播，蜕变而形成独立的经生体，再发展而为石经摩崖体。
从上述情况看，手写汉简，分别影响了碑、帖、经。六朝时鼎足之势已经形成，唯历史上一直鄙薄抄书胥吏，经生变在鄙薄之列，而碑派与帖派，当时虽无这种称谓，但也贬碑而重帖。因为魏晋以后，北地书家有崔悦、卢谌，而“二王”活跃于江南，风气扇被，“钟张二王”处于优势，特别是李唐建国后，太宗崇尚王书，朝野翕然相从。窦臮作《述书赋》，入评骘者也是南人为多，北方所列不过二三人，所提到的刘珉、赵彦深、王孝逸，对这几人还有微词，当时偏重帖派便可想而知了，何况更有大量北碑及墓志，均为乡土无名的书手所写。
宋代王著受命编《淳化阁帖》，凡所著录多是南朝名流手札，“二王”的比重最多，北方书艺摈异于外。欧阳修《集古录》略提北人书法，并未给予评价。经历了元、明、清，学书人又以习南帖为干禄之具，北碑仍然被冷落，至于像经派书法的大家安道壹，至今仍为历史尘封，隐晦于世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重帖轻碑之风，一直延续到元、明。到了清代，考古访碑之风大盛，丰碑巨碣没于荒域者迭有出现，使书家眼目大开，遂为碑学提供了充分研究的资料；又加帖刻辗转失真，碑学乘帖学之衰微而大盛，阮元提出了《南北书派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体势峻厚，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阮元之说，实为首言碑帖派分之始，又著为《北碑南帖论》。他的提法受到康有为的指责。康有为认为：“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强以地域划分，虽近勉强，但始分碑、帖二派之说，实有创见。所以碑帖之分，影响至今，无不衷于此说。学书法的人，或为碑或为帖，或抑碑而扬帖，或重碑而轻帖，中国的书法艺术遂呈双轨并驰之势。清代康有为在论述这一情况时说：“康乾以后，帖学日就衰苶，又值小学岔兴，考据家金石以为研经证史之资……于是碑学遂蔚为大国。”特别是具有实践精神的邓石如和黄小松。邓石如毕生致力于古刻、金石，借复古名义，图书道之振兴，功夫见于室内；而黄小松到处披荆访碑，每有发现，即作出著录，功夫在于室外。包慎伯则在理论上弘扬邓氏之学，著有《安吴论书》，传完白之主张，到了清代末期的康有为，不仅从理论上提出尊魏卑唐之说，而且在作品上勇于变革，反对馆阁体，更为碑学开张了声势；到了咸同年间，“三尺之童，十室之邑，莫不口北碑，写魏体，而俗尚成矣”。但遗憾者，碑研究者把经派书或者划入碑类，或者轻为书工所为，比较一致的予以忽略了。
经派书之存在
帖书兴之于前，碑学继之于后已如上述，唯独经派书法，存世一千余年，而未得充分揭示于世间。山东分布着大量摩崖，虽在清代才被尘封初启，但也偶然涉及，片字只语，缺乏充分之论证。笔者家邻四山摩崖，少年即曾攀登扪拓，后来遍访徂徕、汶上、鼓山各处摩崖，不断研习，于碑、帖二派之外，增为经派书学之说。
自东汉佛法传入中国以后，开始佛道并兴，到了唐代，禅门正法眼藏，从南能北秀而分支派，写经刻壁，以纪功德，梵语偈言，提倡禅家之妙悟，影响及于文学、音乐、绘画及书法。宋严沧浪论诗，提倡以妙悟为主，常常借禅为喻，取其遐妙之意境，自然影响于书论。
中国禅法之说甚古，初祖为菩提达摩，传法至六代弟子神秀与慧能，即佛史所称的“南能北秀”，因慧能布教于岭南，神秀传法于北地。开始分宗于唐代的山水画家王维，即是最笃信佛教的人，以维摩诘分为自己的名和字，摩诘的诗画，追达禅宗的枯寂。明代的董其昌以禅家的南北宗之说，运用于绘画的分宗，他说：“禅家有南北二宗，自唐始分，画家有南北二宗，亦自唐始分。”他把南宗的始祖定为王维，北宗的始祖定为李思训，从山水技法上说，确有不同，若从人有南北之界线来看，当然不能尽信。可能阮元的“北碑南帖”之说，即受启示于董其昌的“南北分宗论”。从此看来，唐代禅家的分宗，导致了董其昌的画家分宗；而画家的分宗之说，又导致了阮元的南北书论，而且在佛史、画史、书史上，造成如此深入人心之影响，已是谁也无法否认之事实。
我国自金人兆梦、白马驮经之后，象教浪潮普弥六合，笮融起浮图，洛阳建兰若，不只为佛造像，而且凿石刻字，摩崖铭文。单就南北朝而言，已有四百八十寺，注经文者四百部，还不算后来的玄奘取经，加以轮回生死、荐福升天等欺世骇俗之谈。大量的沙弥比丘，遁入佛刹，习染翰墨，天下名山僧占多，这些名山胜区，梵宇琳宫，成为写经、摩崖、弘扬佛法的中心。写经在南北朝达到盛期，风行达三百年而不衰，北起沙漠，南至江左，西达伊吾，东达渤海，涉及面极为广阔。写经者有的是民间写经生，也有的是官家的写经生，他们从汉简中的隶楷相参体，运用到抄写经卷，演化为一种经生体的书法。
抄写佛经原为传布佛法、宣传教义的教科书，但是佛经是纸抄本，容易受到火焚兵劫的损毁。特别是自司马晋以迄杨隋（266—582年）经过了316年的频繁战乱，帝祚屡更，闹得民生凋敝，在日无宁晷的困境中，只好把幻想寄托于佛门，以求得精神上之解脱，使佛教迅速发展。佛教在山东地区尤为昌盛，自晋代义熙八年（412年）高僧法显把大量佛经典籍携带归国，在青州一带布教，到了北齐北周时代，泰山及邹县一带山岳佛寺林立，设道场以说法，广收僧尼。据《北史·周本纪》，当时的皇家内室也笃信佛教，像皇后陈氏、元氏、尉迟氏等并出家为尼。因此在山东各地，不仅写经兴盛，在战乱中为使佛教永远不灭，崇拜山岳而竞相把经文释典刻上山壁，形成多处摩崖石刻，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经派书所具有的独立性
经派书之所以可以自成体系，有多种原因，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点：一是石刻摩崖为使佛教不灭这一思想，由写经进而刻石成为大型摩崖；二是其书体由经生体转化而为摩崖体；三是其书写阶层既不是帖学的贵族士大夫，也不是北碑的乡土书家，而主要是写经生、僧人和佛教信士，是一些佛教界的书法家，因此如果把六朝经派书加以概括，主要有两种：其一就是经生体，其二就是摩崖体。
经生体虽然也来源于汉简，而相互习染，无论在用笔上、结构上，都形成了既与汉简不同，也与钟王小楷不同的经生体。从晋代的《甘露譬喻经》、唐代钟绍京写的《灵飞经》、日本的《墨迹派》，直到元代倪云林，一直流传有序；是与钟王系统的书法大相径庭的。这是从写经而言有独立性。而从石经摩崖体来看，行笔渐趋于丰硕伟岸，也与六朝碑版绝不相类，故也具有独立性。
经生的写经体大体有三类：一是经隶体，二是经楷体，三是隋唐楷体。经隶体为时较早，捺脚保持着浓厚的隶意，笔锋似用点厾之法，撇竖首粗尾细，波捺首细尾粗，石经摩崖主要是从这种体势发展而来，代表经隶体的有下述数种：
1.晋元康六年（296年）《诸佛要集卷》，书风高瞻浑穆，是经生的正宗，最能代表写经的风貌。与此同时代的还有《道行般若经》都是以后汉支娄迦谶的最初译本为依据书写的早期经卷。
2.晋《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已带有草隶意味，为写经通用之体。
3.苻秦甘露元年（359年）写《譬喻经》，约与《广武将军碑》同时。
写经的第二类为经楷体，其重要特征是波捺与挑钩摈去隶意，形体严饬方整，这类的写经本有：
1.北魏太和三年（479年）《杂阿毗昙心经》，此卷写于孝文帝元宏正在崇信佛教之时，达官贵族借此为祝嘏之礼，可见写经用途之广泛，《大般涅经》属于此类。
2.北凉永明元年《佛说欢普贤经》，变隶势为方折，楷字形更觉明显。
3.北魏永平四年（511年）《成实论经》，经尾注明了经生曹法寿写，道人惠显校对。
写经的第三种为隋唐楷书体势：
隋开皇十三年（593年），《大智论释经》笔姿圆熟，结体秀整，已开唐人小楷书的先河。唐人的写经，大部分趋于这种面目。
经派书法的一大蜕变是，由写经的小字扩展为擘窠大字，由纸上转刻于石上。佛刹多依傍于山林，利用磐石巨坪，刊列仁王经文，只有纵笔大书，难奏恢宏之效，这样的洋洋巨观，是任何碑帖难于望其项背的，加上真、草、篆、隶、简，无不信手运用，不仅其气势磅礴，结体更觉开张高峻，过于云峰山上的刻石，特别是岗山刻石，诸体杂写，极尽奇谲瑰丽之变化。由此看来，当时在山东很有一些经派书法大家，但由于历史记载上的偏见，很多禅林名家，疏于记载，评论家着眼于钟王的师承正统，不仅忽视北碑的书工，经派书法虽有名僧如安道壹这样的大书僧，也不及智永、怀素的名气，把写经看作是世俗庸手、格调不高的书法。邹县四山虽为黄易所发现，但未给予充分评价，到了康有为，才在《广艺舟双辑》中写道：“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岗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数十种同一体者。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二种争盟，可谓极盛，《四山摩崖》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窠之极轨也。”康氏认识到了经派书形式上的体备方圆，但未能从书法的体系上找出他们之间的区别，产生这些不同书派的历史根源，以及对书写的人物特点找出准确的答案来，而只把这一类书法认为既难隶从于帖派，以无法从属于北碑，而笼统地称之为榜书的极轨，至今也没有给予这类书法以准确的定义。不论是经生体，或是摩崖体，在今天看来，既不应属于帖学系，亦不应从属于碑学系，而应独列为一门经学系的书法，才可以名实相副，以确立这一书学系统的研究，会有极大益处。
（作者为书画家、教授，创立“黾学”学派，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天津书法家协会主席，创立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曾任王学仲艺术研究所荣誉所长，中国文联第八届、九届全委会荣誉委员；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书法“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5年第6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