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科技事业战略科学家

晚年的朱光亚曾这样评价自己——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可这件事情不寻常——那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改变世界的一件事；那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挺直脊梁的一件事！

 

 

壮志凌云济沧海

——他能站在核科学技术发展最前沿，对我国核武器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把握有着整体性、方向性、全局性思考和前瞻性认识。他组织基于技术实证的战略性规划、决策与建议，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核科技事业战略规划，并指导于技术实践。

在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的初创时期，朱光亚便展现出领导才能和战略眼光。1959年6月，苏联提出暂缓按协定要求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党中央随即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面对国家使命要求，中国核武器研究事业急需一位综合能力强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不久，经钱三强力荐，朱光亚调入核武器研究所，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核武器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面对国内经济困难、苏联毁约断援紧迫形势，1960年3月，朱光亚代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制管理部门）起草了《1960年工作计划项目（草案）》，明确了九局在该年度的基本建设、科研机构、干部培训、生产准备等工作计划与进度要求。1962年9月，我国在原子弹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朱光亚随即主持起草了《1963、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设计大纲》（简称《两年规划》）、《第一期试验大纲》、《596装置国家试验大纲》，以及《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这是当时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朱光亚在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中，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这个方案不但缩短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上述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研制、生产、试验、测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后，毛泽东对核武器发展作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周恩来也提出二机部要加速研制氢弹。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二机部的指示下，朱光亚与其他同志提出了加速核武器发展的全面规划，提出下一步既要加速原子弹武器化，又要尽快突破氢弹技术。基于此规划，一方面，朱光亚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工作，1964年12月主持起草了《关于空中核爆炸试验方案的报告》，中国分别于1965年5月14日取得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取得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实现了中国核武器从试验装置到形成战斗力的突破。另一方面，朱光亚与彭桓武（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邓稼先（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一起，领导氢弹原理的探索工作。1965年2月，朱光亚主持召开了氢弹研究规划会，指导制定氢弹原理研究工作计划：第一步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力争在1968年前实现首次氢弹空爆试验。同时，为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朱光亚相继起草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问题上的工作安排》《关于核武器科研、生产两年规划的请示》《关于氢弹头“初级”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1967年核武器研制与试验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等一系列文件，为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与空爆试验的顺利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勿图激扬求行实

——他能够洞察时代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基本规律，较好地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敏锐洞察和思考核科技发展的前沿性问题，提出开拓性的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引领学科与专业发展方向，创造性地提炼出根本性的重大科学问题，不断开拓新的技术领域。他对于学科发展规律的探索、对于科学研究本质的理解、对于科学事业所作的贡献，达到了“透古通今、了然于胸”的境界。

中国在核武器研制初期处于技术上的追赶地位。因此，美国试图通过国际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1963年，正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对此，朱光亚亲自起草了报告《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指出美、苏两国已经进行了大量核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部分禁核试验对其影响较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扼杀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并明确提出中国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朱光亚凭借深厚的科学功底和高度的科学敏感，认识到地下核试验是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必然。他提出在抓紧进行原子弹塔爆、核航弹试验的同时，要提前开展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此后，在朱光亚的技术组织指挥下，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地下核试验的成功，解决了核爆炸抗干扰、气体取样、实验工程等许多地下核试验重大技术问题。1986年3月，我国正式宣布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20世纪80年代，世界科技迅猛发展，西方各大国相继推出高技术领域国家战略。朱光亚在担任国务院高技术协调领导小组成员期间，参与组织领导国家“863”计划制定和实施，以其战略眼光和战略思想，提出“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的观点。他高度重视“863”计划实施中的发展战略研究、总体概念研究和基础研究，提出要抽出部分计划经费专门用于支持新概念、新构想的创新研究思想。例如，ICF是一项远期为能源、近期为国防的重大科学工程。1988年美国公布了ICF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1991年1月19日，在国务院“863”计划协调指导小组会上，朱光亚与国家科委宋健主任商量后，亲自修改《关于ICF立项论证的安排意见》，随后“863”办公室组织成立了ICF立项论证专家组。1992年2月，他听取了《我国实验室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立项论证报告，并亲自审阅报告，指示“863”办公室会同“863”计划两委联合办公室，以“863”计划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名义，把《关于将ICF列入国家“863”计划的请示》于1992年11月送国务院。此后，他又于1993年专门提出，要把惯性约束核聚变纳入“863”计划。“863”计划的实施，有力推动了我国战略高科技持续发展，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朱光亚开始参与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他在和杜祥琬院士等人合写的《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将军备控制物理学作为物理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他为能亲自参与这一关系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研究工作而感到欣慰。

儒将风范是楷模

——他除了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有着精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作出了公认的学术贡献，树立起自己在某一科学领域的权威性外，还在统领事业发展上，带领科研同行一起作出了群体性贡献。

朱光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科研实践组织者，更是一位具有儒将风范的领军科学家。在我国核科技领域，他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和观点。他亲自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科学家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他参与决策选择了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先进技术路线，使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站在了较高的起点上；他致力于推动核武器小型化，为我国核导弹实现从液体向固体、从固体发射向机动发射的跨越发展奠定了重要技术基础；他积极参与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了中国核科学事业与国际接轨；他亲自领衔核武器与核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领导组织核武器研制、试验单位和相关专业组等开展研究论证，提出了实现我国核武器与核技术事业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方向、目标与途径，为我国核科技事业在21世纪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994年6月3日，为加速我国的基础工程建设，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经全体院士投票，朱光亚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对此，中国工程院首任秘书长葛能全曾这样回忆道：“许多院士认为，朱光亚出任首任院长是众望所归，这既有利于树立国内外影响，他又能挑得起这副担子。”在朱光亚的领导和主持下，中国工程院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和规范的增选制度、原则和实施办法，并特别重视学风道德建设，先后制定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士行为规范》《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1996年，朱光亚主持制定了中国工程院第一个长远发展计划——《中国工程院“九五”工作计划及2010年发展若干初步设想》，这些基础性工作的建立完成，保证了中国工程院顺利、健康发展，使中国工程院成为全国工程技术界的榜样和标杆。

 

春雨润物细无声

——他除了发挥科技帅才将才的主导作用外，还以强烈的赤诚之心、事业之心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地做好传、帮、带工作，用出色的组织才能、科技才干和优良工作作风，影响和塑造了一支过硬的人才队伍，很多人后来成为科研生产、管理骨干和科技领军人才，为国防科技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在科研实践中，朱光亚高度重视我国科研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尤其是对青年人才队伍的建设。在中国科协四届二次全委会议上，他指出：“21世纪是科学技术将有新的重大突破的世纪。当前国际间的经济、科技竞争，最激烈的是人才竞争，尤其是对青年人才的竞争。今后10年，现在处于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绝大部分将退出第一线岗位，各个科技领域进一步开拓前进的重任，必将历史地由现在年轻的一代人来承担。”同时，他进一步强调：“要重视并安排好人才的培养，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要让那些有才华、有创新精神、敢于拼搏的年轻人挑重担，使我们的科研工作增加活力，后继有人。”

1950年至1955年，朱光亚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他参与领导组建北京大学物理实验室，为新中国自主培养第一批核物理人才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在参与组织领导核武器与核科技事业的数十年间，他始终坚持把培养造就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悉心指导，以身示范，为国防科技事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在领导中国科协工作期间，他积极开展对青年科技人才的表彰和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设立了面向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科技奖”，创办了中国科协青年学术年会和青年科学家论坛，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建院初期，九院经过千百次实验之后积累了大量数据和经验，并在科研实践中充分体现出理论和实验密切配合的动人场景，彰显了上下齐心、团结拼搏、群策群力的精神面貌。朱光亚虚心听取不同试验方案和意见，经理论与实验多次反复研究论证，才最后形成决策意见和实施方案。朱光亚在“两弹”突破期间，坚持科技民主，坚持理论与实验相结合，集思广益，使我国核武器研制在效费比、安全性和发展速度等方面远远超过了先进的核大国。这与他的卓越领导才华和精心策划是分不开的。

贺贤土院士这样评价朱光亚：“光亚院士处事不惊，沉着思考，果断决策，是德高望重、受人尊重的科技界（特别是国防科技界）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国学术界的师长。他平易近人、待人诚挚，从不以高地位自居，深受大家敬重。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近40年中，我从未见过他呵责过下级和发脾气，总是心平气和地谈话，从他那里得到的总是帮助、鼓励和力量。”

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朱光亚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

朱光亚是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历史中，他始终处于高层科技决策的中心，为发展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和国防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单位：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四川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

 

（《人民周刊》2025年第3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