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三把刷子”

人们常说，某人真有“两把刷子”。我认为，一位作家，特别是优秀的作家，最起码要有“三把刷子”。

作家的“第一把刷子”，是生活感悟力。《孟子》中有“民非水火不生活”，是说人离开了水与火是无法生存的。对作家来说，生活主要指与芸芸众生相关的一切活动，是作家日常感受到的人和事。

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讲自己的故事。古人的写作需要刻意体验生活吗？很难想象杜甫写“三吏”“三别”前，先要下乡去体验生活；曹雪芹写《红楼梦》之前，要先去贾府体验生活——他们本来就在生活中。

其实，有谁不在生活之中？一饮一啄是生活，一悲一喜是生活，一起一落同样是生活。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处处留心，时时体察，并且要真诚地去思考、感悟生活。

所谓感悟，感为浅，悟为深，感为因，悟为果。作家不仅要感受到生活表象，还要感悟生活三昧。所谓生活感悟力，就是指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判断、领悟、萃取等综合能力。

作家的“第二把刷子”，是艺术想象力。如果说生活是艺术的根，那么想象则是艺术的魂；如果说创作是广袤无垠的田野，那么想象就是纵情驰骋的骏马。《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都离不开艺术想象力。

在现实世界里，鸟在天上飞，鱼在水中游；而在文学作品中，鸟却可以在水中游，鱼也可以在天上飞。“鱼鸟”很早就成为古典文学中一对很重要的文学意象，“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以及“与君何日出屯蒙，鱼恋江湖鸟厌笼”，亦已成为充满想象力的表达。

《诗经》中的艺术手法如赋、比、兴，都离不开艺术想象的加持。南朝梁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盛赞“比兴”。宋代诗人黄彻说：“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不管是“赋”“比”也好，“兴”也罢，都离不开奇妙而独特的想象。

想象力是一把衡量艺术家及其作品高下的尺子。文学作品离不开艺术的想象。想象是对现实生活的延展与超越，想象力是作家思想及灵感的绽放，想象力亦蕴含着象征性。

作家的“第三把刷子”，是文字表现力。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不管多么巧妙的构思、美好的故事和精深的思想，最终要靠作家笔下的文字呈现出来。

战国思想家韩非子和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都不擅长口头表达，然而这不要紧，只要妙笔生花——表现力出类拔萃就成。文字表现力是作品的“最后一公里”，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公里”。

什么是好的文字表现力？在篇章布局上，要如“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在思想内容上，应如王子敬“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有的作品文字回环复沓，错彩镂金；有的作品文字高度浓缩，惜墨如金。

作文须本乎情，本乎理，本乎思，诚如鲁迅先生所谓“创作总根于爱”。只有写出有爱憎、有情思的文字，作品才会有根、有叶、有生机，也才可能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和恒久的生命力。哲学求真，宗教求善，文艺尽管也求真求善，然而更要求美。

文学创作，不仅要懂语法和逻辑，还要熟练地运用修辞手法。故谈到文字表现力，就不能不谈文学表现手法。我认为，“诗六义”中的“赋、比、兴”，是古代创作手法和修辞手法的“总根”，不仅广泛地运用于《诗经》《离骚》，亦常见于历代之文章。

“赋”，不只是一种表现手法，到汉代已成为一种新文体，而且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文章大家，如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宋代苏东坡的《赤壁赋》等，而“比”则包括了比喻、夸张、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只有“兴”，在汉代以后逐渐式微。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沉痛地感叹：“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

不过，在今天流传下来的民谣、民谚、民歌中，“兴”仍有吉光片羽式的宝贵遗存。如“同胞合母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树生”“人有三起三落，瓦有三翻六晒”等，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用心品味民间文学中“兴”的艺术手法。

好的作品，不拘长短。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陋室铭》八十一字不显短；清代文学家曹雪芹的《红楼梦》数十万字不嫌长；唐代文学家王勃惊艳千古的《滕王阁序》近八百字刚刚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并没有写过长篇小说。

一篇文学作品能否“立得住”，并不在于篇幅，而在于其是否“明道”“载道”“宏道”“畅道”。俗语云，理明一窍通千窍。我认为，文学创作关键在“修心”“明理”“通窍”。一窍通，百窍通，就能触类旁通，也就明乎理，近于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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