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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新旧起承转合的关键时期，古今中西学术文化在这一时期交汇碰撞、比较参证、融汇创新，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特有的整合、调适、转向阶段。一时间学科迭创，流派纷呈，汇成中国学术史上一次众说竞胜的高潮。有着悠久传统的戏剧研究也被这股学术现代化的潮汐推向了现代学科的岸滩。剧学之名始立，硕彦俊杰竟起，著述繁兴。
在古典戏曲领域，出现了王国维、吴梅、姚华、赵景深、钱南扬、冯沅君、王季思、董每戡等学术开拓者，以接力式的研究将古典戏曲引向了现代学科的体系；在现代话剧领域，涌现了田汉、洪深、宋春舫、余上沅、熊佛西、张庚、陈瘦竹等学科奠基人，以理论探讨奠定了现代中国话剧研究的格局。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分析，民国剧学史这一学术概念和学术阶段是实际存在的，民国这三十八年，毫无疑问是中国戏剧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以学术史存在事实为基点，将戏剧作为研究对象，这三十八年的研究变迁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发展周期。
但与戏剧史的研究相比，民国戏剧学术史的整体性研究，却未曾露面。现今学界围绕古典戏曲、现代话剧、学人学派与期刊机构等方面，展开了诸多与民国剧学相关的探讨。这些研究不仅在时间上填充了现代剧学的生命样态，同时在空间上扩充着民国戏剧研究的历史容量，在对剧学“边界”的推移与融合中，拓展了中国戏剧学术史的深度。然而，民国剧学史的写作，无论材料搜索的范围还是材料选择的方式，都面临着诸多棘手的问题。如何在内容上全面包容古典戏曲、现代话剧等民国剧学的各项要素？如何在史述中妥善地安置学人、学派？如何在标准上衡量外译、专著、评论等各类研究成果？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不仅说明中国戏剧相关研究的缺憾，更折射出中国现代戏剧学科体系建设的某种不完整。
而这亦是《现代剧学编年史（1912-1949）》写作的意义。全书以思想史为基本视角，以文献和史料研究为基础，对戏剧研究与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人文学界整体学术语境的关系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此外，该著作以丰富的思想史为媒介，揭示了近代以来戏剧学术历程中的内外影响，将学人学术经历的考察融入民国学术文化的变迁之中，以此勾勒出这个时段内的戏剧学术谱系及完整的民国剧学史编年，同时还编写出了研究机构、研究专著与学术期刊情况的详表。
采用编年史的撰史方式，以纵向的时间坐标轴为参照系，史料的延伸与拓展围绕着时间轴展开，对于研究体量巨大的民国剧学而言，是一种相对可行的路径。如果说通史是以史观和独特的理论框架见长，那么编年史则以史料的开掘、搜集、整理和研究为根本使命。作者从浩如烟海的民国期刊、报纸等内容入手，在获取较为详尽、完备、充实的第一手资料以后，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加工与编排，力求呈现出民国戏剧的学术之“势”。中国戏剧学科在创建初期的原生形态基础上借助史料的“点”和“线”形构出了“面”与“体”，从而呈现出中国剧学的内在演进轨迹。由于贯彻了“前承后联”的逻辑，该著没有在时间的切割中阻断剧学整体性的脉息，使得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术背景下涌现的各种学派、思潮、团体、现象以及事件等也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整体来看，《现代剧学编年史（1912—1949）》避免对史料平面化、重复化的简单堆砌与罗列，摒弃对史料无秩序的随意铺排，让不同的史料在相互碰撞中激发化学反应。同时，该著力图超越通史写作中存在的思维缺陷，将“以论代史”转换为“论从史出”，在动态历史发展过程中，彰显出各种学术思潮之间前后互补、承前启后的逻辑关联，找寻出民国剧学在不同时期的内部联系与发展动力。
在该著的序言中，王宁教授指出：“在百年之后的今天，去评价民国戏剧学术文化中的种种主张，写作一部民国剧学史是必要的，却又是十分困难的”，“为了能够尽可能完整而客观地呈现出民国剧学发展的真实状态，本书采用编年史的体例。”在“述而不作”的编年史写作方法之下，全书尽可能地扩大了材料的范围，将古典戏曲与现代话剧及其相关的交叉学科尽可能囊括，真实记叙每条文献的时间和观点，把民国时期的戏剧学术活动与研究生态放置于整体性、系统性的历史或文化场域内进行观照。这使得各种学术元素在历史动态的区域网格内相互缠绕、联系，以此在思想史的畛域下呈现出了某种既定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读者还原出一幅鲜活、生动的民国戏剧研究图景。
在整体的逻辑框架中，《现代剧学编年史（1912—1949）》从原始文献史料的发现与整理、论著的撰写与发表、学术平台的构建、学人的学术活动四个层面入手，形成了较为严格、缜密的立体网络式的民国剧学编年史。作为了解中国现代戏剧学术发展历史的重要研究参考资料，《现代剧学编年史（1912—1949）》是民国戏剧学术史研究的尝试之作，为民国戏剧与中国戏剧学科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资参考与借鉴的写作模式与路径，也为学界留下了更多在书写学术史方面的启示。
（作者郑少华系《中国戏剧》杂志副编审，文学博士）
（责编：赵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