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创新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内涵

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演出百余场，深受年轻观众喜爱，到近日某短视频平台宣传推介小剧种的活动收获众多点赞，传统戏曲火爆“出圈”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一直以来，业界对该话题的分析探讨不断，论者普遍将目光聚焦于如何让传统戏曲搭乘新媒介的快车，进一步走进当代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

当电影尚属“新媒介”时，中国人就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京剧电影《定军山》。随着时代发展，新的媒介不断涌现，传统戏曲保持对新兴媒介的敏锐和热情既是对自身传统的继承，也是为未来发展考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搭乘新媒介快车的传统戏曲要想把从新媒体中获得的“流量”有效转化为“留量”，还需要在创新传播渠道之外，进行更多思考和探索。

在认知与心态上，传统戏曲应当摆脱单一的技术操练逻辑和主要为“票友”服务的思维，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场域中重新瞄定自身。任何一门发展成熟的艺术形式，都需要具备完善的技术规范体系并形成相应的美学范式，在多大程度上熟悉这套技术规范和美学特征，也将观众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即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然而，文艺的社会性、人民性决定了无论历史多么悠久的文艺形态都要与当代社会生活紧密相连，都必须在生活的土壤中寻觅其审美的根脉。从《荒山泪》到《抗金兵》，前辈名家的戏曲艺术实践始终与社会关怀、百姓关切紧密相连。戏曲创作者要避免对纯粹技术操练的过度强调，避免将戏曲框定在内行思维、圈子文化或者猎奇尝鲜的藩篱中。戏曲创作者要深知，要想支撑起戏曲艺术蓬勃发展所需的广阔天地和庞大市场，就必须不断吸引新的拥趸、培养新的知音，要从观演形式的丰富提升和文化意蕴的加深夯实这两方面加以把握。

近年来，在观演形式的丰富和提升方面，从业者已经进行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创新实践。新编昆曲《浮生六记》、沉浸式豫剧《程婴救孤》等均打破了传统的镜框式舞台，让如火如荼的小剧场、演艺新空间中不乏戏曲的身影。新的演出场域、表演形式既包含了对中国古典厅堂式演剧传统的回归，也借鉴了当下年轻人喜爱的剧本娱乐等表现形式，为戏曲走向更为广阔的城市空间与市民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沉浸式戏曲《黛玉葬花》等还利用了数字化手段辅助呈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戏曲的观演方式，也刷新了人们对戏曲的既有印象。与观演形式的变化相适应，不少戏曲作品的服装、造型等也作出了时尚化、年轻化探索，受到观众欢迎。

当然，一部作品受到欢迎的因素是多样的，除了数字化、沉浸式的表现手法，扎实的思想内容、深厚的文化意蕴更有助于将尝试性的创新探索转化为持久的艺术陪伴。笔者注意到，目前业界关于戏曲观演形式的创新论述不少，但在文化意蕴方面的强调还不多，而对于后者，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戏曲作品要想为当今观众所认可，就应该寻求既易于被当今观众理解和接受，又保留一定典雅化与陌生感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比如传统戏曲中的“翻身下了马能行”这类不太考究的唱词表达，对于资深戏迷来说可能不会有太大的理解困难，但对于不太熟悉戏曲的观众来说，“马能行”这类的唱词可能会容易让人出戏，这就要求戏曲作品在语言方面的创作要有所考虑。事实上，传统戏曲作品的创作在唱词方面不乏考究，比如京剧《春闺梦》中张氏的唱词“门环偶响疑投信，市语微哗虑变生”，就用简短、克制的语言将妻子对从军丈夫的思念、担心表达得非常到位，艺术效果比直抒胸臆好得多。

二是要注重戏曲作品的故事性。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中国传统戏曲既具有文艺的抒情性传统，很多时候，故事与人物也要为歌舞表演提供契机与合理性。长期以来，深谙“生书熟戏”之道的戏迷对戏曲故事性的期待不是太高。但是，对于当今观众，尤其是对于在视听作品、互联网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观众而言，戏曲作品还应具有足够吸引人的、逻辑完善的故事，立体生动且带有一定矛盾性和复杂性的人物塑造也必不可少。可喜的是，目前已经有不少戏曲创作者在这方面展开了探索，比如梨园戏《英雄虎胆》、京剧《红色特工》、川剧《天衣无缝》等用戏曲演绎谍战题材，定位“新昆剧”的《监察御史徐定超》、小剧场喜剧《一夜一生》等则将悬疑元素引入戏曲，京剧《鉴证》的叙事结构以及带有剧本娱乐的某些特征，令观众耳目一新。

三是要强调戏曲作品的正向价值观。深藏在语言、故事、人物背后的价值观是构成文艺作品文化意蕴的重要维度，也是文艺创作的根本。文艺创作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才能书写时代之美、彰显信仰之力，弘扬道德正能量。戏曲艺术也不例外。随着时代发展，一些传统戏曲作品也面临价值再评估、再阐释，只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健康文化风尚的作品才会获得观众和市场的认可，在新的时代实现新的传播和发展。比如京剧《苏武牧羊》对家国情怀、人之大节的讴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对美好爱情的肯定等，均与当下的主流价值观相契合，所以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和认可。在新创作品方面，京剧《母亲》中具有强烈觉醒意识、自我意识的“站在党旗后面的伟大母亲”形象，以及对人之主体意识与常情常感的尊重与回归，也有效地对接了当代人的普遍价值观念，因此获得了观众广泛赞赏。总之，无论什么时候，唯有能够打动观众，戏曲艺术的价值引领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唯有与观众充分共情，传统戏曲的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