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改编的典范之作

人们经常把小说比作“渐变”的艺术，而把戏剧比作“激变”的艺术，这是因为戏剧的特性要求舞台时空须高度浓缩，创作者要努力把接近故事高潮的危急时刻搬上舞台，以此重构故事、塑造人物。从电视剧到同名话剧，《老酒馆》的改编无疑也要经历这样一番试练。可喜的是，从“渐变”的艺术到“激变”的艺术，《老酒馆》完成了一次戏剧跨界改编的华丽转身。笔者总结其成功之处，归纳有三：一是老戏不老；二是大事不大；三是闲笔不闲。

先说“老戏不老”。说话剧《老酒馆》是“老戏”，并非指此剧的题材陈旧过时，而是说它坚定秉持了传统现实主义的风格和样式。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的发展，科技赋能舞台的趋势愈发明显，颠覆和解构传统现实主义的演剧样式也大行其道，这对探索和丰富现代戏剧舞台当然是有必要的。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当下很多非现实主义的戏剧创作中，舞台形式的“炫”和“酷”难掩其价值观的倒错和美学精神的贫瘠，严肃的戏剧创作往往流于现代舞台技术的炫耀。任何一种艺术创作方法都不会过时，它们总是按照各自特有的方式来表达情感和解释世界。现实主义以展现生活的当下性和创作主体的客观性为特点，无数文学艺术大师用这种创作方法在历史上留下了众多经典之作。话剧《老酒馆》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舞台上展现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大连街山东老酒馆长达14年的风云变化，在历史跨度上泼墨写意，在细节描摹上工笔刻画，塑造了陈怀海、谷三妹和小棉袄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此剧在文本上虽然采取了“无场次”的结构，以主人公陈怀海的回忆串联起10多年间出现在老酒馆中的各色人等，在时空处理上显得自由灵动，表面上看具有浓重的写意味道，但一旦具体到每一个场次、场面和细节中，却又是货真价实的现实主义。在舞台呈现上，观众久违的大转台把老酒馆的中心场景和酒窖、内室、酒馆外街道等环境融为一体，景随台变、自然流畅。正如该剧导演廖向红所言，“主创团队遵循‘再现’的美学原则，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连老街中具有典型特征的老酒馆景物，来呈现关东的地域特征、风情、风貌”。从表演上看，以李铎为代表的演员们把仁义坚韧的陈怀海、侠义直爽的谷三妹、宁为玉碎的方先生、愚忠冥顽的那正红等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舞台上，呈现出豪放、包容和豁达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象，舒展出一幅厚重绵长、大气恢宏的历史画卷。话剧《老酒馆》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当下戏剧舞台上的一次精彩实践，它用老方法创作出了新形象，让现实主义更显历久弥新。

再说“大事不大”。所谓“大事”，首先是指该剧14年的时间跨度都浓缩到“抗日救国”这一历史叙述中，势必要凸显这一大背景、大历史。抗战是大事，但剧中正面抗战和对敌斗争的场面几乎无涉及；来老酒馆的各色人等，很多都死在了日本人枪口下，如老北风、马旅长和小棉袄等，但明场中正面牺牲的只有方先生一个。剧作家黄维若深谙吸引观众的不是外部事件的刺激，而是事件导致的人物关系之变化这一剧作法的不二法门，把那些看起来惊心动魄的戏剧事件都放到了暗场，强化事件对人物刺激的强烈度。例如，谷三妹炸掉日军仓库这一重大事件，仅用声效和火光在背景适当予以烘托爆炸事件之后回到老酒馆的谷三妹，如何在陈怀海的帮助下躲过日军的搜捕，从而引发两人情感发展才是观众关心的重点。话剧《老酒馆》在文本上用“无场次”的结构把数十个精彩的戏剧场面和瞬间无缝连接，在演出中通过转台切割成不同的表演区域，通过旋转不同角度完成全剧“酒馆内外”整体与局部空间构筑，同时通过舞台旋转创造时间的流逝感，形成陈怀海主观视角中的“老酒馆”意象空间。

第三是“闲笔不闲”。“闲笔”是就戏剧作品中次要人物或辅助人物的创作而言，一般创作者对他们着墨不多，多采取点缀式的“速写”法，而非浓彩重墨、刻意渲染。一部成功作品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闲笔式”的人物烘托和支撑起来的。话剧《老酒馆》之所以能获得观众的认可，除了成功塑造了陈怀海这个主人公，更重要的是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次要人物也栩栩如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