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助力复兴中国美术，构建东方审美新坐标

深入了解了《人民周刊》正在开展的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和中国画“两创”课题后，感想颇多。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这两个课题的研究、思考与推动工作，让我看到了新的期望，也鼓舞了我，使我一个80多岁的画家更加充满激情。课题的方向、目标与我几十年的思考与实践属于同一个体系，就是努力从文化性、政治性、社会性上，推动构建基于中华文化的东方审美的新坐标，应该说这个新坐标与新时代的美术“高峰”是分不开的。

发展经济做物质的强人

复兴文化做精神的强人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审美新坐标的建立过程，也是民族精神与灵魂的铸造过程。中国画强元课题在这方面的探索工作卓有成效，我曾参与过以前开展了多年的中国画强元课题，深切感受到课题在美术界的良好影响，这为新课题的开展打下了一定基础。这两个课题更贴近时代所需，可以起到引领作用，我相信会做得更好。

在新时代，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科技、金融、美丽家园建设等，这些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其实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灵魂的自信与复兴更为重要。不能只是物质的强人，还要做精神的强人。

2021年，一场展览让我深刻感受到民族的精神和信仰太重要了，甚至超过物质。当时，上海交通大学新建了一座美术馆，他们找我商量第一场应该办什么展览比较好。正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家讨论说举办一场纪念革命圣地的画展很有意义。很多人知道我于2017年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个人展览的时候，展出的“壮美祖国”题材里好多是描绘革命圣地的作品，有延安、梁家河、四渡赤水的太平镇、娄山关、韶山、井冈山等，他们觉得比较适合，于是决定展出我这方面的画作，题目定为《红星照我行》。作品已经有八幅，其中国家博物馆收藏了六幅，在我手里还有两幅，他们建议我再画几幅，就够规模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自然应该画这方面的内容，我就画了一批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作品，其中一幅题目是《红船》。后来我画了西柏坡，又到北京香山画了双清别墅等，展览成功举办。在创作过程中，我实地考察，深入研究、体悟那个时期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再一次对我的灵魂做了洗礼。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现中国画“两创”发展

海纳百川中华文化的创新要更具有世界性

中国画的“两创”，就是中国画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问题，其内涵很丰富，我觉得其中也包含这两条：第一条是古为今用，第二条是洋为中用。一个是讲创新，一个是说转化。创新就是古为今用，要有时代性，眼睛要往前看，不是总向后看。我感觉很多理论家对中国画的发展太喜欢向后看，一张嘴就讲唐宋。唐宋的确很重要，但是我们最终要向前看，通过创新开创新时代的美术历史。转化包含洋为中用，因为现在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是一个更加需要包容、放眼世界的时代。所以，中华文化不能保守，要用开放的眼光去海纳百川，把洋的东西转化为中国的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创新要更具有世界性。这是适应时代发展，让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必要条件。

洋为中用，要以中华文化为主，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与中华文化融合转化后才有了更强生命力。我到过德国等很多国家，深入了解和思考过这个问题，尤其从文化角度深度研究后，更坚定了这样的结论。

人生80岁之后，我有两大感悟。第一，佛教文化起源于古印度，但在发源地几乎找不到了，佛教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发扬光大，这是为什么？第二，马克思主义源于德国，我1987年就在西柏林讲过学，那时还是分东德和西德的，后来合并了。我去过慕尼黑、斯洛文尼亚、波兰、莫斯科、列宁格勒、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共产党在这些地方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了，而在中国却日益强大，什么原因？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感想，说共产党因前面加上“中国”两个字才变伟大了。不是共产党都伟大，而是中国共产党伟大。

我是画画的，是靠灵感，靠哲学搞美术创作的，直觉告诉我，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巨大包容性，使外来文化跟中华文化产生融合得到了发展兴盛，中华文化也由于融合了外来文化，使我们的文化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我经常讲马克思在天之灵要感谢中国，如果不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落地生根，他或许快被遗忘了，是中国让他在文明史上有了更高地位。同样道理，释迦牟尼应该感谢中国，否则佛教文化可能从古印度时期就消亡了。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华文化肯定能实现伟大复兴，因为中华文化实在是太厉害了，他能把外来文化转化为自己的文化，这也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我觉得，课题关注的中国画创新与转型问题要结合中华文化的特性，要好好研究、挖掘、用好。

以中华文化为本根的课题具前瞻性引领性启发性

复兴中国美术从重视弘扬中华文化开始

2021年，上海闵行区建成了谢稚柳陈佩秋艺术中心，叫我去，我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提出了三条，其中一条说我在浙江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潘天寿院长就讲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代表自己民族的文化符号，就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那时，年轻的我还不知道这句话深刻而长远的意义，后来逐渐理解了。中国画就是代表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根系符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复兴本民族的文化，这一直是我努力画好国画的动力。

由此，我说到了另一条：在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中华文化元素尤其不能丢。现实中你去问问上海的小孩，知不知道毕加索、马蒂斯、莫奈，他们基本都知道。再问他们，谢稚柳是谁？回答基本是不知道。再举一个例子，上海滩有很多五星级酒店，酒店里挂的绘画大都是体现西方艺术的，很少见中华文化的，有些人还美其名曰“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所以要海纳百川，要多一些让洋人都能欣赏接受的文化”。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那么我试问一下，法国也有五星级酒店，也有国际性大都市，他们为什么不放反映中华文化的中国画呢？美国有好多五星级国际酒店，为什么没有见到中国的艺术呢？可喜的是，政府相关人士听了我的意见后，对这个问题开始重视。其实，上海在弘扬民族艺术方面可做的事情很多，就绘画而言，晚清至五四时期有海派画家吴昌硕、任伯年、虚谷等，后有陆俨少、林风眠、吴湖帆、程十发、谢稚柳、陈佩秋等，都在上海为中国艺术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这是值得自豪与骄傲的，是应该大说特说的。

10年前的中国画强元课题就强调以本民族文化艺术为本根来复兴中国画，是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和启发性的举措，这种认识与坚持非常重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一个正确方向和道路，我们不能在中国去干复兴洋文化的事，应该对中华文化艺术有自信，致力于复兴本民族的文化才是对的。当然，也不要像清朝那样搞闭关自守。

文化干部既要懂艺术还要敢担当

新时代缺中国画大师是认知问题

中华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老年文化”，这方面我自己深有体会：不到一定的年龄，你的中国画是极难有建树的，毛笔字也是写不好的。一方面的原因是积累不够，包括肌肉的记忆，古典文学、诗词、境界的修养，还有人生阅历等方方面面，需要长时间的综合积淀；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华文化太高深了，需要一个人从小开始学习与积累，厚积薄发，才可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佼佼者。我是一个画家，有些文化问题到了80岁后才真正理解，越老你越会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伟大，中华文化历五千年而不中断必有其独特的优势。国外学者也常常对我说，你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优秀，对其有正确认识才能更有文化自信。

老实说，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方面，有些领导干部是比较匮乏的。在中国，领导干部相当重要，如果相关领导不懂艺术，就难以领导好，很难把握住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甚至会走上歧路，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课题立足中华文化，以复兴中国美术为目标，在这么关键的历史时期推出来，搞得好将成为具有战略性的举措，作为艺术家应该给予积极支持与配合。

只有中华文化复兴了，才能创造文化的新高度，也才能实现文化强国。的确，文化艺术复兴需要文艺大师，其实我也认为现在美术界艺术大师是存在的，这方面我与课题的相关观点是一致的，关键是国家能否关注到这样的艺术家，相关领导能否有正确意识、认识和行动。大部分掌握权力的专业领导其实心里对艺术是有真知灼见的，关键的问题是光心里认识到是不够的，有没有积极通过切实的行动把认识扩大为社会共识，或许他们确实有苦衷与难处，不方便去大力度推动。这就更加显出两个课题的重要价值了，在弥补这块上有很大的空间，能有很好作为。不可否认的是，在一段特殊时期很多人的文化基础是很差的，比如现在的很多千万、亿万富翁，问问他们的学历，有些人只是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所以说近几十年来文化界出现很多不良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国家大力推动民族文化艺术复兴的关键时期，不能一直混乱下去，更不应该揣着明白装糊涂。

国家提出到2035年实现文化强国，时间很紧，不能再耽搁下去了。综观社会现实，也确实需要有像媒体这样的桥梁和纽带来打开局面，这两个课题应该说开了个好头。一旦新局面出现了，我相信相关部门和领导是有这个责任心和担当的，是能够发挥出对中华文化复兴有益作用的，关键是新局面要打开。

努力走出中西艺术认识的误区

理论家要完成新时代理论创建

我觉得理论家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完成新时代的理论创建。课题工作首先要从舆论上正确引导，当然实践证明前些年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成效很大，产生的影响已经说明了这点。先从舆论导向上让人们认识到中国美术发展，然后再通过一批艺术家的作品证明这个时代艺术成就是蛮大的，是有艺术高峰的。

在缺乏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大家觉得中国画发展没有多大成就，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黄宾虹，在他去世几十年后才被认识到是集中国山水画之大成的一代宗师，而其在世时并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其实他这个大师是早就存在的了。

有企业家宁愿花费几千万元人民币去买一幅中国人画的油画作品，也不愿关注国画作品，其实这反映的是对艺术认识的误区，是对本民族文化艺术不自信的体现。对于油画在中国的发展，我关注到中国画强元课题以前发表的文章提出“油画发展三阶段论”的观点，意思是说，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画油画为第一阶段，加入一些中国文化元素改造油画为第二阶段，把西方油画转化成我们民族艺术的一部分就到了第三阶段，提出只有到了第三阶段才能出中国的油画大师。我认为这个提法是对的，这就是以哪个文化为主和文化艺术如何转化的问题。在这里我把课题的提法换一种说法表达：洋为中用、以洋为主是第一阶段；洋为中用、洋中并举，就是第二阶段；洋为中用、以中为主到达第三阶段，这是正确的发展道路。其实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属于画论范畴，需要说清楚、看清楚，我们既不能盲目崇洋媚外，也不必自我贬低。买中国人画的油画，你首先要研究研究他的作品到了哪个阶段了，是否物有所值。中国人画油画搞雕塑，一定是中国化的油画和中国化的雕塑才可能是真正好的，要明白没有转化是永远比不过人家的。西方有西方的文化传承，我们有自己数千年的文化艺术传承，实现高端转化都是很难的。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总体审美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美术界丛生的乱象掩盖了艺术真实发展成果的局面得到纠正，自然会有真实的美术发展面貌呈现。这也说明两个课题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是美术界回归正途的需要，有助于文化强国建设，有助于呈现新时代艺术高峰。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3年第22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