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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游弋，翰墨留香。珍藏卷帙之地，即可称图书馆。书卷多情似故人。步入此间，指尖轻翻书页，可寻章摘句，广增见闻；可穿越时空，与先贤共叙，启迪心智；可触摸当下，感受时代脉搏……
世界读书日，一个属于阅读的节日。我们致敬孜孜的阅读者，也礼赞那些为保存和传承知识而不懈努力的工作者。愿每一道知识的光亮都被珍惜，愿每一份努力与热爱都被珍视。让我们在书海中相遇相知，共赴一场充满书香的邀约。
——编 者
我与上海图书馆之间，有许多故事。这些故事不仅见证了我的学艺之路，也是文献修复事业的微小缩影。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领导推荐我参加一个文献修复技术培训班。尽管我对此一窍不通，完全是门外汉，但我热爱书籍，渴望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艺，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
培训班是由原文化部图书馆司委托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参加的学员来自各地图书馆。在班上，我遇见了一位对我此后事业影响至深的老师——赵嘉福先生。他是一位精通古籍修复又擅长刻碑技艺的传奇人物，担任培训班的主讲老师。从那时起，我与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结下了不解之缘，更与赵嘉福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
结束了为期六个月的培训后，领导建议我们继续跟随赵老师学习技艺。当时，上海图书馆有两名职工参加了这次培训，我和一位比我大七岁的男同志，后来我称他为“师兄”。
上课前，赵老师把我们叫到跟前，严肃地说：“历史文献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容不得任何闪失。你们跟我学习，不容出错。刻碑时只能成功，不许刻错。没有‘万一’两个字，一旦刻错就不要再跟我学了。”老师的叮嘱听着严厉。只能成功、没有“万一”，这一教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刚学艺时，我二十二岁。赵老师曾表示，女同志学习刻碑可能较吃力，因为女生力气相对较小。刻碑是和石头打交道，时不时要搬运石头，这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当时，我对赵老师的看法不认同，内心不服气。我认为女生同样能胜任，而且更细心。至于力气嘛，我在读中学时，一直是班里女生中掰手腕比赛的冠军。我确信自己同样能搬运石头。我在心里暗想。
好在，赵老师对学生的教导都一视同仁，对我并没有降低要求。有一件事，至今还经常被师兄提起。那是我们刚开始学习做拓碑时，总觉得室内纸张干得太慢，效率不高，于是决定把石碑搬到室外。我俩一起搬起石碑，还下了三四级台阶，放在外面有太阳的地方。那块石碑高四十五厘米、宽一百四十厘米、厚六厘米。师兄诧异于我有如此大的力气。我观察自己的手，看上去修长，手掌却宽大厚实、肌肉发达。或许，我天生就适合干这行吧！
现在回想起赵老师的话语，我才明白其真正用意。赵老师并非重男轻女，而是考虑到女性从事刻碑工作的艰辛与不便。比如在刻碑的过程中，小石子四处飞溅，脸与石碑的距离近，石粉会溅到脸上，有时还可能崩到眼睛里。我特地跑去南京路一家有名的眼镜店配眼镜，要求镜片用最大尺寸。其实我视力很好，只是配了一副平光镜，每次刻碑时都戴上。有一天，我偶然发现镜片上全都是小石子击出的一个个小坑，心里真有点后怕。可惜那副眼镜已经找不到了，如果还在的话，可以作为一份珍贵的纪念品了。
2023年，上海图书馆举办了年度大展“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我肩负起了展品修复项目的主持工作。除了保留原裱修复外，展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残缺破损严重，受潮霉蚀，纸张老化，急需重新装裱修复。而且这些展品尺幅较大，最大的原件高二点三米、宽一点三米，修复后裱件高达三点六五米、宽一点五米，工作量浩大。那些日子，拓片铺满了整张裱桌，团队成员有序地清洗、揭旧、托纸、覆背、上板……十人围绕裱桌修复，那场景堪称壮观，同事们忍不住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此次对馆藏拓片立轴进行的大规模修复，每一件展品都要层层把关。对补缺、全色等难度较大的步骤，我自己操作。鉴于拓片大多是黑白色，为了提升展陈的美感，我决定自我加压，为每一件展品都重新设计品式及镶料配色，使其重现昔日风采，实现款式美、色彩美、工艺美、功能美的完美结合。终于，我们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展览时，独特的装潢成为一大亮点，受到观众的好评。
刚入行时，我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而赵老师则是那位悉心雕刻的艺术家，一点一滴教导着我。在赵老师的无私传授和上海图书馆的培养下，我在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我已经从业三十五年了，在图书馆里日复一日地学习和探索。近年来，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也成为一名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承担着培养新人的重任。
我与上海图书馆的故事，有欢笑，有泪水，更有对我们这份事业的无尽热爱。我愿意用一生来守护、传承和研究非遗，努力让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这两门几近濒危的古老技艺发扬光大，绽放新的光彩。
树后还是树，山上还有山。
迷蒙云雾间，山路十八弯。
这路送我走出了大山，如今又送我回到了大山。每周至少有两三天，我从湖北恩施市区出发，坐三个小时大巴回到老家新塘乡，再耐心等候一天只有一趟的“村巴”，坐上半个小时，就回到木栗园村了。这里，有我的“家玥乡村图书馆”。
读一本课外书，对儿时的我来说，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村里当然没有图书馆，连书店都没有。有一次，我听说一位表叔家藏着让我心驰神往的武侠小说，便兴高采烈地去借。没想到，他怎么都不肯。现在想想，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表叔不知要翻山越岭走多久才能从市里买回这些“宝贝”，怎肯轻易借给我这样的“熊孩子”？当时我可不管这么多。他走到哪，我就跟到哪。一直走了好几里山路，表叔终于被我的诚心打动。
那是我读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里写的是一位大侠落难为商贾，发家之后行侠仗义、造福一方的故事。它在我心中埋下了一个梦想：我也要做这样的大侠。
在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闯荡多年后，2016年，我回到恩施，靠做婚礼司仪和开一家小店扎下了根。人离老家更近了，为家乡做点事的愿望也更强烈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可以做点什么呢？我苦思冥想。
我注意到，现在的山里娃，和我小时候大不一样了。那时，我们一个村小组有七八个孩子，一放学就在山野间疯跑，爬树、摸鱼、打弹弓样样精通，有着城里娃都羡慕的快乐童年。而现在，大批青壮年都去大城市打工了，村里剩下一些留守儿童。恩施山大人稀，有的村小组只剩下一两个孩子，几乎找不到同龄人一起玩耍，只好“宅”在家看电视、刷手机。
必须得把孩子们从无聊中拉出来！我一下子想到，老屋空着也是空着，何不改造成图书馆？说干就干！我拿出二十多万元积蓄，将老屋修缮一新，添置了许多书架。吊脚楼的阳台，摆上了沙发、桌椅。图书从哪儿来？我尝试着在网上发布了请求捐书的公告。没想到，四面八方的网友、慈善机构都把爱心汇集到这里。我收到的书越来越多，很快积累到八千多本，而且大多是儿童读物。
图书馆建好了，我把钥匙交给附近的邻居，自己又回城工作了。可过几天再回来时，我才知道，根本没有孩子来看书。是不知道这儿有家图书馆吗？我到附近有孩子的乡亲家，挨家挨户喊。可孩子来了一两次后，又不来了。
和孩子、家长一番交流，我才意识到，图书馆只有书、没有人不行，孩子们最需要的是陪伴和引导。我把这个难题发到网上，很快有热心网友支招：开办“读书会”、多搞活动呀，把孩子们吸引过来。可我一个人，一边在市区上班，一边跑村里，实在忙不过来啊！
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再次深深感动了我。他们不远千里跑到我们这山沟沟里，发挥各自所长，把读书会办得有声有色。他们陪孩子读书，教孩子们写诗、跳舞、弹吉他……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让图书馆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十里八乡的小朋友。
最近的一次读书会，是以茶为主题的。大家费了一番心思设计流程：先是带领孩子一起品读关于茶的古诗、美文，然后到茶园里，采摘最珍贵的“明前茶”，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感受采茶的辛劳，再去茶叶厂观摩茶叶加工，最后一起吃碗香喷喷的茶叶炒鸡蛋。志愿者们的陪伴，弥补了许多孩子父母不在身边的遗憾。
读书会一直坚持举办。原本有些内向自卑的山里娃，变得大方开朗；几个有点粗鲁的孩子，慢慢变得文雅；有的孩子还学会了弹吉他、组建了小乐队，找到了新的生活乐趣。
2024年春节，我为木栗园村组织了有史以来第一场“村晚”。不少一年忙到头、终于回到家的父母，看到自家孩子在舞台上自信地朗诵、唱歌时，都激动极了。一位家长说：“我很少见孩子这么高兴地笑，想不到读书这么有用！”
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生在山里，却不应被大山阻隔住追梦的脚步、被大山局限了生命的体验。有个小朋友在作文《我的梦想》中写道：“我不怕黑，但怕一个人待着，有点孤单。”大山里的夜晚是寂静和孤单的，但黑夜与孤单并没有吞噬他小小的心灵。读书让他的梦想十分丰盈，他想当军人、警察，也想当消防员和教师。他说：“我要努力学习，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我的小小图书馆，能成为一盏灯，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让他们心里有梦、眼里有光、一路坦途。
（本报记者田豆豆采访整理）
我是盲文期刊的编辑。常常有友人疑惑地问我：“一个盲人，如何享受阅读的乐趣？”每每此时，我便想起那位全国自强模范、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的盲人教师刘芳。她说：“爱读书的人，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之路。”
在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的路东，一座大楼静静矗立，七个蓝色大字“中国盲文图书馆”镶嵌其上。这不仅是盲人的文化圣地，更是许多人心灵的港湾。每日，众多盲人或独自拄着盲杖，或在亲朋的陪伴下来到这里。他们或许完全看不见大楼的巍峨，但在心底，这里就是他们温暖的家。
盲文出版物，是盲人触摸世界的窗口，也是他们汲取知识的重要来源。但其制作工艺复杂、周期长、成本高，所以品种数量有限。那些外表厚重、宽大的盲文书，实则内芯脆弱，稍有不慎便会受潮、变形，影响摸读。因此，盲人很少能个人购买、存储大量图书，大多依赖图书馆借阅。
走进中国盲文图书馆，书卷气合着科技感向我扑面而来。盲文读物、有声读物、无障碍电影、听书机、盲用电脑……各种无障碍格式出版物和阅读辅具琳琅陈列。这里不仅为全国一千七百多万视力残疾人免费借阅、邮寄图书，更有技能培训、口述影像、棋牌等，让文化体验更多元。
在这片阅读的海洋中，我认识了一位小小的航行者，十岁的“借阅之星”李骏航。小骏航虽罹患视神经胶质瘤，视力微弱，却对阅读怀有蓬勃的热情。自一年级起，他便开始学习盲文，一个学期后就能熟练摸读和书写。去年一年，他就读了八十多本书。阅读启示小骏航发掘自己的天赋，学习了手风琴和葫芦丝，还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在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上，他的声音和身影成为圣火采集、开幕式演出现场的一道动人风景。
然而，盲人阅读之路并非一片坦途。以前，盲文书稀缺，加之许多后天失明的人无法摸读盲文，要想读书就得求人，让亲友帮着读，自己听。这得看亲友有没有时间、愿不愿意读。如此既不方便，也消减了阅读的乐趣。好在，直到读屏软件出现，克服了盲文纸质读物制作周期长、容易变形、造价昂贵等缺点，还鼓励更多的盲人学用电脑，与信息时代同步。但是，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配备电脑。一个小巧便携、内存大、功能多、价格便宜的设备，成了迫切的需求。
智能听书机应运而生，价格仅为电脑的十分之一。听书机将“语音合成”技术应用在这个更被需要的领域中。阅读时，盲人可根据语音导航，设置逐字、逐句或逐段读，并按个人喜好选择发音人、语速、语调等风格。研发人员将心比心，特意增加了收音机、定时闹钟、文件管理等功能，协助他们应对生活中的诸多不便。
手机，这个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现代通信工具，也没有落下阅读障碍者。无障碍应用软件，帮助盲人畅读海量电子书，更及时获取最新的信息、最前沿的文献。
周南是我所在盲文期刊的忠实读者，也是一位新作者。他曾因为视力障碍而失去了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只能学习针灸按摩。但他仍然渴求知识：“以前只能摸盲文，现在有了电子阅读，读什么书都可以，想读就读！”编辑他的稿件时，我能感受到他丰富的阅读积累，以及字里行间的精气神儿。
正如张海迪所言：“一本书就像一棵树，种在心灵的土地上，即使经历岁月风雨，生命的绿叶也永不凋零……”在全民阅读时代，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了便捷的服务，让阅读障碍者也能够分享阅读的喜悦。我们要做的，正是点亮更多人的“心灯”，让阅读的光芒普照每一个角落。
“于字句间见世界。”身为北京大学的一名保安员，我也有机会享受校园图书馆的便利，接触到更丰富的书籍。
常常，当清晨第一缕柔和的阳光洒落在窗棂，我已坚守在岗位上。师生们陆续而至，有序刷脸入园。我需要时刻警惕，关注着每一位进出人员。有时，我还是校园导航，为迷路的人带路……
数不清有多少次，看到北大的同学们抱着书本穿梭于教学楼与图书馆之间，寻找知识的宝藏。他们兴奋地讨论学问，令我羡慕极了。
终于有一天，学校为保安员也开通了图书馆阅览权限。北京大学图书馆，我想是每个中国学子都向往的地方，我这个“门外汉”也不例外。初见北大图书馆时，便被它巍峨的外观所震撼。古朴的建筑，沉稳的气息，仿佛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百年的历史。
我攥着借书卡，激动地步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高高的穹顶，透出蓝色的天空。将视线下移，琳琅满目的书籍，或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或随意地散落在角落的小桌上，静待有缘人的到来。我漫步其间，感受着书香扑鼻，仿佛置身于另一方世界。图书馆的布置简洁而不失雅致，暖黄色的灯光洒在书页上，学生们专注地坐在窗边，偶尔轻轻翻动书页……
我也觅得我的座位——三层左侧的桌子。那里光线柔和，安静得仿佛能听到时间的脚步。手中的书，带我遨游古今，领略人生的酸甜苦辣。在这里，渺小的我与千百年的智慧相遇。
在工作岗位上，我时常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有时，是处理突发的安全情况；有时，是面对一些师生因不理解而产生的质疑和抱怨。有一次，一位校友入校，由于某些原因并未成功预约，被挡在校门外，情绪有些失控。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深知不能用强硬的态度激化矛盾。这时想到书里曾读到的“戒急用忍”，我耐心地向校友解释校园规定，帮他一道想办法。校友渐渐平复了情绪，顺利解决了问题。后来，每一次值守、每一次检查、每一次调解，我都尝试把书中的收获实践在工作中。
在图书馆，我更喜欢驻足书架旁，随手翻阅。管理学的书启发思维，对我的工作颇有裨益。哲学的图书，则引导了我对内心的审视。比如我读到庄子，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阅读中，我仿佛看到了庄子那逍遥自在的身影……此刻的我，全然与世隔绝。窗外偶有喧闹声传来，更显出图书馆的静谧。
如读《上学记》，何兆武先生之亲身经历，令人动容。他在贫困之中，仍心怀对知识的渴望。书中说道：“历史学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历史学家所赋予的。人生本来也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你所赋予的。”读此，我深感敬佩。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用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赋予人生以意义。
图书馆里，许多书我并不能读懂，但它们为我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的缝隙。通过阅读，我逐渐能理解人生的复杂与多样，也开始用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合上书，我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守护起校园安宁。那些与书为伴的时刻，将成为我人生中反复咂摸、细细品味的美好回忆。
版式设计：汪哲平
《 人民日报 》（ 2024年04月22日 第 20 版）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