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科学家的哲学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9月27日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战略是一种从全局考虑谋划实现全局目标的规划。科学家如果缺少战略意识，所谓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科学”可能就是科学家的“天花板”。毛泽东同志曾说，他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这里的“文房四宝”指的就是哲学思想。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物的边界及其本质转化的学问，边界是事物相对性和差异性的界定，是对立面的规定，同时也是事物性质转化的边界。

毛泽东同志曾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如果将战争分为时间较短战役层面的局部战争和时间较长的全面战争，我们就会从世界历史中发现一个规律性的悖论：在大国冲突中，军事技术占优势的一方往往在战役或局部战争中占有先发制人的优势，并往往可获完胜；但只要是局部战役转入全面战争，它一定就是人民战争，这时占据技术优势一方往往为技术落后一方所败。因而，决定战争终极结果的不是可以在局部战役中充分发挥作用的技术，而是人民。列宁曾说，战争中“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足，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基于这样的历史悖论，列宁将1913年写的一篇文章命名为“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其中提到拿这两组词作对比，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谁又知道欧洲先进亚洲落后呢？在当时，从科学技术——也就是所谓的“文明”角度来说，欧洲是先进的。但是，列宁是从全面战争角度来说的，他指出人民的所向才是未来战争的走向。300多年近代史证明列宁是对的。以几乎数个世纪都处于部落文明的中亚阿富汗为例，在19世纪下半叶，阿富汗人民抵挡了当时科技最先进的、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的三次入侵；20世纪末，阿富汗人民又打败并驱赶了超级大国苏联；21世纪初，还是阿富汗人民，打败并赶跑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三个世纪里三个世界头号霸权国家无一例外地败在几乎处于部落文明阶段的阿富汗，这说明技术在人民战争中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

 

 

如果再从具体个案分析，这种历史悖论呈现的规律性更加明显。比如，研究中国14年抗日战争，就不能回避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是胜了还是败了？就事论事，日本当然是胜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死守在《马关条约》中获得以中国台湾为中心画圆的“战果”。太平洋战场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科技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在1905年又打败俄国，并因此自信满满地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而到1945年却为联合起来的中国、美国和苏联所败。究其原因，就是当时日本将局部战役打为全面战争。一旦进入全面战争，日本的技术优势就得让位于中国的资源优势。随着时间推移，战场的优势就会向中国人民一方倾斜。事实上，到1944年，日本进行战争的资源已经枯竭到“砸锅卖铁”的境地，不管美国是否使用原子弹，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一年后日本宣布投降。

近代工业革命迄今，掌握先进技术的强大国家，大多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自诩为“上帝选民”的国家，普遍有过被因技术落后而被他们视之为“上帝弃民”的国家和民族打败的尴尬。

以自诩为“上帝之城”的美国为例，1950年9月15日，美国登陆朝鲜半岛，发动“仁川战役”，挑起战争。他们开篇表现得高调且漂亮，但当这漂亮的战役被拖入全面战争后，美国就捉襟见肘了。1953年7月23日，美国不得不与中朝双方签订停战协议。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越南战争（1955—1975年）、阿富汗战争（2001—2021年）和伊拉克战争（2003—2011年）。其结局大多一样：美国高调而来，沮丧而归。美国从阿富汗撤退时非常狼狈，在人民战争面前，平时被吹得神乎其神的马斯克的“星链”技术也是爱莫能助，无力回天。

历史的结论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其不能依赖人民，只能依赖技术，因此对技术叠加路径的依赖就成了美国科技发展的软肋。我们在学习美国、赶超美国科技优势时，不能掉入“美国陷阱”。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可以依赖人民，这有助于我们打赢人民战争，但为了取得全面和最后的胜利，在科技层面也要发展、追赶先进的国家，并由此获得打赢局部战争的优势能力。为了人民，不能仅依赖技术；为了技术，我们更不能失去人民。为了建立战役的优势能力，不能失去打赢战争的优势能力，否则容易陷入资本主义因有强大的战役能力而失去战争能力的死循环。

人民才是支撑科技发展的力量源泉。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仅靠几个“技术天才”，中国科技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道法自然”，科技为了人民，这既是战略科学家必备的哲学素养，也是中国科技自信的哲学基础。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摘自作者在第三届科学家精神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人民周刊》2024年第13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