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精神的形成机理研究

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他的事迹激励着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砥砺前行。从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来，焦裕禄精神就一直被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弘扬和传承。2021年，焦裕禄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焦裕禄精神形成的背景

根据焦裕禄的人生轨迹，可以在焦裕禄的一生找到3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从山东淄博到河南工作；第二个转折点是从地方到工业战线工作；第三个转折点是从工业战线重新回到地方工作。焦裕禄精神是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熏陶下，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一）政治方面：由夺取全国胜利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山东淄博出生长大的焦裕禄之所以会选择离开家乡，是因为有信仰的驱使，有党的事业的召唤。1947年7月4日，蒋介石颁布《全国总动员方案》，企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战争难以持久。为了打破敌人的计划，中央决定以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以陈毅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在1947年9月下旬出击鲁西南，挺进豫皖苏区，建立豫皖苏解放区。为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解放区，急需充实力量加强工作。时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在《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写道：“新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中原现有干部计华北调来的一万一千，华东调来的六千，军队抽出者万余，共约近三万，不过这批干部以村级为最多，质量不算高，如全用现职区以上干部，当可大大减少。同时我们总感到干部补充甚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巨。”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在山东解放区所辖各区、各单位抽调一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崮山区武装部选送了焦裕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焦裕禄从山东淄博来到归属豫皖苏区的河南尉氏县。

（二）经济方面：由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大规模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先后在共青团尉氏县委和共青团郑州地委工作，表现出色。1953年6月，焦裕禄转换工作战线，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参加工业建设。由地方到工业战线的突然转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年的努力建设，到1952年下半年，土地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尽管受朝鲜战争的影响，又有繁重的社会改革相伴随，但我国只用3年就实现了预计的目标，获得了计划经济建设的条件。按照“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中共中央决定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重要开端，1953年成为我国“一五”计划的开端之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我国156个重点项目，这些重点项目中有7个在洛阳，其中一个即为洛矿。在我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国家建设时，急需大批工业建设人才。此时，焦裕禄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地方支援工业建设，至此开始了他为期9年的工业战线工作历程。

从1953年到1962年，焦裕禄在工业战线工作9年，经历了国民经济由恢复发展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过程。

（三）党的建设方面：由“两个务必”到全党整风运动

焦裕禄有良好的党性修养与坚定的理想信念，这固然与其个人良好的素质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党的教育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毛泽东更是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称为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以1941年5月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开始；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全党整风，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现在我们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必须大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把我们面前伟大的建设工作做好。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在我们党历次的整风运动中，焦裕禄都是整风运动的参与者与受教育者。在我们党严的主基调作用下和优良作风的熏陶下，焦裕禄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修养稳步提高。

焦裕禄精神形成的过程

2009年4月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于焦裕禄精神的形成过程评价说：“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弘扬光大在兰考。”结合这一评价和焦裕禄的人生轨迹，可将焦裕禄精神的形成过程分为孕育萌芽、形成发展和成熟凝练三个阶段。

（一）孕育萌芽阶段（1946—1953年）

标志：建立了与贫农之间的阶级感情，并具备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焦裕禄精神是焦裕禄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在火热的革命熔炉中逐渐孕育萌芽的。

焦裕禄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1946年，焦裕禄参加革命工作，经过斗争的历练。1947年，焦裕禄已经成长为博山县第五区武装部干事，在商河县搞完土改复查，经鲁中区党委“三查三整”选入南下干部大队，被任命为一中队一分队二班班长。他们在惠民县油坊张村开展了3个月集中整训。1947年11月，南下干部大队改称淮河大队首批出征，1948年初到达豫皖苏区尉氏县。

焦裕禄到尉氏县后参加了土改反霸等工作。这一过程培养了焦裕禄的群众工作本领，拉近了焦裕禄与群众之间的感情。据赵仲三回忆（1949年3月，张申从尉氏县调任陈留地委宣传部部长后，赵仲三接任尉氏县委书记。8月，赵仲三提议，焦裕禄任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焦裕禄调洛矿工作，又与时任厂办公室主任赵仲三有过交集），“由于当时的环境恶劣，焦裕禄同志有时一夜就要转移三四个村庄，他是怎么站住脚、坚持下来的呢？……当时他常吃在贫农家，住在贫农家，个别串联、开讨论会都在贫农家。把贫农的家当作自己的家。和他一起的同志们对他有过这样一个评语：焦裕禄同志见了贫农是‘三不说话’：不笑不说话，不叫大娘大爷不说话，不问寒问暖不说话。”焦裕禄在尉氏县经常说：“我焦裕禄没啥能耐，上靠共产党领导，下靠群众力量。有了这两座靠山，就能做好工作。”从此处便可看出焦裕禄的群众工作本领。

透过赵仲三对焦裕禄前后评价的转变，即可领会焦裕禄精神在尉氏县的孕育萌芽过程。最初赵仲三对焦裕禄的评价是这样的，“记得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他热情很高，却还不够冷静，干劲很足，也还有些急躁”。后来赵仲三又评价说：“焦裕禄同志在大营区的那一段工作过程中，还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有胆有识、多谋善断的干部。”从“热情高、不冷静、干劲足、急躁”到后来“有胆有识、多谋善断”的转变非常明显，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焦裕禄精神也随之孕育萌芽。

（二）形成发展阶段（1953—1962年）

标志：受到党组织的高度认可。

1959年，洛矿厂党委的文件中写道：“焦裕禄工作积极肯干，有魄力，完成任务出色。”短短的18个字，信息量却很大。当时，洛矿有1.9万人，而且其中不乏老革命、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归，而焦裕禄能从最初入职洛矿时的基建科副科长成长为厂党委委员，并且是在这么优秀的团队中脱颖而出，足见他较高的能力和素养。

我们说焦裕禄精神形成发展在洛矿，不单是从时间跨度上讲的，其实在这个阶段焦裕禄精神的五个方面都能找到影子。下面我们就“窥一斑而知全豹”。比如，焦裕禄的无私奉献和不搞特殊化与洛矿的工作经历有密切关系。“按照工厂的计划，1958年‘五一’劳动节要按照苏联图纸、工艺，出产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力争高速度，又快、又好、又省地建成洛阳矿山机器厂。”“在运动中，安装工人们以平常1/3的时间装成了10吨冲天炉。金属结构车间党总支书记带领着一支焊接队，支援铸钢车间的工程。洛矿的厂长、书记、党委委员们轮流值班、调度……”在“五八运动”中，厂长、书记、党委委员们均下沉至一线，在厂领导的带动下，各中层领导更是紧紧围绕一线。而此时，身为洛矿一金工车间主任的焦裕禄也是沉在一线，50多天都在车间，成功完成了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的试制任务，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史的空白。焦裕禄在带领一金工车间试2.5米双筒卷扬机时以厂为家，吃住在车间，逐渐形成了焦裕禄遇到问题去群众中找办法的日用而不觉的工作习惯。因此，他到兰考后经常与群众在一起，不搞特殊化，便不难理解。

在洛矿9年工业战线的工作中，在外在压力的倒逼和自觉学习下，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断强化、固定，并最终形成。

（三）成熟凝练阶段（1962—1964年）

标志：塑造了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整篇文章把焦裕禄县委书记榜样的光辉形象立体地展现出来。

1963年3月22日，焦裕禄住院接受治疗之前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框架既是文章框架，又是焦裕禄擘画的改变兰考现状的思路框架，更是焦裕禄精神成熟凝练的标志。

不管是从《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第一视角，还是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第二视角，均能看出，此时，无论是焦裕禄的个人性情、工作风格还是党性修养都已相当成熟。

在此阶段，焦裕禄由工业战线的行家里手开始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身份转变，由主管一个车间一个部门的具体业务，到主政一个县；由主管一个车间一个部门的几百人，到主管兰考县36万人的吃喝。他所面临的任务、需要思考的问题、服务对象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身上的责任和担子更重。这就要求他从更高层次上运筹帷幄、统揽全局，要把之前工作的具体心得和方法，升华凝练为地方党政一把手指导当地党员领导干部工作的一贯理念。因此，必然是凝练的，而不是繁琐的。

焦裕禄精神形成的条件

（一）坚定的信仰是焦裕禄精神形成的前提

焦裕禄精神体现的是党的先进性和优良传统，而焦裕禄之所以能自觉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优良传统，背后的支撑力量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随着时代变迁，检验党员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的标准也会随之而变，但无论何时，能否听党话跟党走都是检验党员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的重要指标之一。

1946年1月，焦裕禄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也许焦裕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限，但是他的理想信念是坚定的。1957年，毛泽东给全中国人民描绘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是：20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用10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为了达到这个宏伟目标，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保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毛主席描绘了100年的发展蓝图。面对漫长且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100年时间，身处实施蓝图开端之年的焦裕禄毫不怀疑和迷茫，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理想信念的坚贞。

在1957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后，焦裕禄积极响应，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在生产卷扬机的过程中，焦裕禄的休息时间是有限的，他置个人身体健康于不顾，50多天连轴转。可以说，他真正做到了“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之所以会积极跟进，正是因为他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擘画的蓝图一定会实现，包括在组织上找不到人愿意到兰考任职的前提下找他谈话时，他看到了组织的需要，义无反顾到兰考工作。也正是焦裕禄听党话跟党走，才有了成就他个人辉煌业绩的机会。一路走来，支撑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原始动力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二）实践的锻炼是焦裕禄精神形成的基础

俗话说，实践出真知。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实践中获得的。焦裕禄精神是焦裕禄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对于如何更好地做好党的工作、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焦裕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这里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就强调了焦裕禄在焦裕禄精神形成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包括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这里侧重强调行动自觉。焦裕禄一生参加了许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活动。焦裕禄在豫皖苏区参加了剿匪反霸的工作，在洛矿参加了工业战线的工作，在兰考参加了农业战线的工作等。这些实践活动都是焦裕禄主动报名参加的。正是焦裕禄投身到了这些实践活动中，才使他有机会在工作中验证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性，从而愈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正是焦裕禄投身到了这些实践活动中，才使他产生了如何完成党的工作的感悟，这为焦裕禄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理论的滋养是焦裕禄精神形成的关键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同时科学理论对实践又具有巨大指导作用。1945年党的七大以来，毛泽东思想就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整整一代人”就包括焦裕禄。1966年2月7日，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当天，《人民日报》同时配发社论《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据此，焦裕禄被界定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焦裕禄有一句名言：“干劲不足的时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时候就要加紧读毛主席的书。”焦裕禄精神是焦裕禄将毛泽东思想与具体工作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的一套理论成果。即，焦裕禄精神的内容是从毛主席著作中学来的，焦裕禄的各项活动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活动。

不管在任何战线、任何岗位，焦裕禄的工作方向都很明确，即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斗。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焦裕禄取得了骄人成绩，并逐渐形成了焦裕禄精神。

（作者张静为焦裕禄干部学院教师、焦裕禄精神研究院研究员，郑文范为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民周刊》2024年第1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