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敦煌,自古就有致敬先驱、守护遗产、铭记先辈、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学者踏沙而行,弘扬优良的传统,赓续古老的文明。20世纪30年代,在常书鸿等人的推动下,“敦煌学”应运而生。1996年,李承仙、常嘉煌母子继承常书鸿遗愿,在甘肃党河开凿现代石窟,完成了延续敦煌文明的又一伟大创举。
2024年是常书鸿诞辰120周年、李承仙诞辰100周年,他们的儿子、著名画家常嘉煌在本刊开设专栏“嘉煌说敦煌”,回顾常氏家族的文化苦旅。
深秋时节,我收到常书鸿诞辰120周年学术会议的邀请函,非常激动。此次学术会议由西北师范大学、敦煌研究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来自全国各地高校、文博单位、科研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姐姐、弟弟支持我作为家族代表,主办方安排我作为特邀嘉宾,参加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
今年是父亲诞辰120周年、母亲诞辰100周年、敦煌研究院成立80周年,也是我赴日40周年。使命在肩,思绪万千。
立冬后的周六,我去杭州萧山机场时向朋友们发了一条消息:“披星戴月赴故乡”。黎明时分,城市光影交织,星光斑斓,在这如梦如幻的场景中,我从杭州飞向敦煌。那是我出生、成长、学习多年的故地,更是我父母为之奋斗一生的热土。
抵达敦煌后,我与来自北京、西安的朋友们汇合,并在落日之前带领他们参观党河石窟,给大家讲述父亲的遗愿、母亲的坚守,讲述过去半个世纪的故事。
11月10日清晨,我与参会代表齐聚大佛殿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一梦入敦煌,一眼续千年。冬日的暖阳灵动流转,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每一束光线都仿佛穿越历史,恍如隔世,带着先辈的凝视,化作温柔的笔触,点石成金,气韵生动,壁画栩栩如生。
上世纪80年代,父亲要出一本名为《敦煌的风铎》的书,他问我能否为书绘制封面。作为常书鸿的儿子,笼罩在“敦煌守护神”的光环和阴影之下,我总想冲出桎梏,打开自己的艺术人生,立志要画出惊世骇俗的作品。改革开放早期的敦煌,中外专家学者、各路游客络绎不绝,莫高窟没有一日不是热闹的,我更是灵感杂乱的。直到有一天清晨,微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敦煌回归了久违的宁静,旭日和风,自然与人文景观相映成趣,于是就有了那幅《大佛殿清风》。
莫高窟坐西朝东,每一个阳光普照的早晨,都是临摹的最佳时辰。这样的场景,使我想起小时候,母亲时常抱着年幼的我去宕泉河边暴晒补钙,汲取大自然的滋养,锤炼对光线的敏感,为我的艺术人生铺垫绚丽多姿的基色。而她自己,却常年提灯工作在黑漆漆的洞窟里,描摹色彩斑驳的画作。
“今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敦煌研究院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任务。我们将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凝心聚力,守正创新……”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声良掷地有声的致辞,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合影结束后,会议正式开始。甘肃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正茂,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文昇随后也发表致辞,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史忠平主持开幕式。
赵声良书记、王正茂副主席和王文昇校长的发言给了我很大启示,是我学习的教材。作为特邀嘉宾,我有幸第一个作主旨发言。但是听取他们的致辞后,我认为自己关于父亲在绘画方面技法和艺术的主题范围比较窄,临时进行了调整。
我陪伴父亲将近半个世纪,作为唯一在他身边的子女,兼任助理、秘书和学生等不同身份,经历风风雨雨,走过坎坷、曲折的岁月,但我们始终坚信:敦煌未来可期。
从2023年开始,为纪念父亲120周年诞辰,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2024年春天,浙江大学敦煌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举行。我亲手将一份份手稿、一件件创作用具、一张张照片、一盒盒录音带等物品捐赠给浙江大学,将物品背后的故事载入档案,延续父亲对家乡、对母校的深情厚谊。
2024年夏天,我将在敦煌的450箱物品和在北京的800箱物品全部运往杭州,进行归档整理和数字化处理,将分别提供给相关单位进行研究、出版,以传承父亲母亲对敦煌的工艺匠心、赤诚之心、为国护宝的拳拳爱国之心。作为画家之子,我继承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绘画技法,更重要的是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天会议上,我撤掉了原本准备的发言稿,即兴演讲,与诸位领导、老师、专家学者分享了几个小故事,并诵读了我在浙江博物馆举行的纪念常书鸿诞辰120周年——大漠飞鸿纪念展开幕式上的致辞。
我出生在敦煌皇庆寺,在北京、上海长大,12岁那年,父亲把我寄养在杭州大伯家。因此,我有幸与父亲的人生轨迹重逢,在杭州度过青少年时期。2004年以来,我创作了十几幅以钱江潮为主题的画作,致敬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奋勇向前的精神。2016年,在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的关怀下,我在浙江音乐学院丝绸之路乐舞研究中心任特聘研究员,研究丝绸之路艺术,并与音乐学院教授沈纳蔺一起进行教学和创作探索,建立国内外艺术大学中唯一的音乐绘画跨界学科:智性联觉艺术。1982年我大学毕业时,父亲送我一部小型录音机,他建议我通过音乐进行创作。带着录音机进行写生,是我对联觉艺术的初始感受。2019年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伴随着斯美塔那的交响曲《伏尔塔瓦河》,我即兴创作《我们的地球绿色生存之路》。同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在敦煌莫高窟和龙林完成《红旗颂》。这些大型音画作品,都是我们的课业研究成果,都是我从父亲母亲身上学习传统技法和精神之后的延伸与探索。未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将用于服务为青少年儿童启智润心、激发普通人的艺术感知力、促进社会美育等工程项目。
在浙江工作的7年中,家乡深厚的人文土壤、浓郁的艺术氛围滋养着我。那天到场的嘉宾,有许多是父亲在杭州的老朋友,看到叔叔阿姨和亲属们,我倍感温情。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潘云鹤特意出席了我们的开幕式。自父亲从杭州到北京后,潘老师就是我们在木樨地家中的常客。早在互联网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潘老师就拿着影集向父亲请教计算机处理敦煌壁画图案的设想,这就是“数字敦煌”的缘起。
时隔一个多月,这次在敦煌见到众多父母生前老友,聆听专家学者们围绕“常书鸿与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常书鸿艺术研究”“常书鸿与西北美术”等议题探讨交流最新成果,这些80后、90后的青年学者们,必将推动莫高精神薪火相传、推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发展开启新篇章。
学术会议次日,我提前离开敦煌。又是一个黎明,我迎着东方的曙光,“披星戴月回故乡”,因为在故乡杭州,浙江音乐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们在等待着我的音乐绘画联觉艺术课。
(《人民周刊》2024年第22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