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 促文明互鉴

2000多年前，地中海碧波荡漾，古希腊先哲激辩纵论，闪烁智慧的光芒；亚欧大陆另一端，黄河汹涌澎湃，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迸发思想的火花……不同古典文明如熠熠星辰，在历史长河中相映生辉，映照人类文明的壮丽画卷，滋养启迪后人。

11月6日至8日，由中国和希腊共同主办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以“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为主题，引发国内外学界对古典学的热议，令人们萌生对古典学的兴趣。

从“小古典学”到“大古典学”

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以古希腊罗马传世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义理阐发为核心，它的支撑性学科包括古典语文学、文献学、古代史和考古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希腊罗马哲学。

古典学虽是外来词，中国却自古便有类似学问，我们称为“国学”，西方学界叫作“汉学”。早在汉代，中国学者就已对先秦文献进行典章追溯、音训考索、文本编辑、版本辨别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就古传经典数量、思想之深邃以及学术体系之完备程度而言，中国先秦古典之学与古希腊罗马之学各有千秋，都是文明源头的瑰宝。

经过延续近千年的中世纪，西方对于古希腊罗马之学的传承基本中断，直至14世纪才开始寻求“复兴”。与此不同，我国自汉代建立起来的古典体系既因时损益，又一以贯之。面对19世纪末欧洲现代文明的挑战，我国传统学问为自我保存而改称“国学”。17世纪时，来华传教士将中国经典之学带到西方，令欧洲学者深感钦佩，“汉学”研究开始形成。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成功举行，是全球化时代的文明盛事。19世纪初，现代大学体系开始形成，古典学在西方成为一门建制性学科，其研究视域集中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700年左右的地中海文明带。本次大会首次让古典学走出西方，从全球文明发展的整体视野看待人类古典文明的历史脉络。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瓦列里·彼得罗夫认为，这次大会对促进世界各大传统文明间的沟通交流、推动古典学走出地域限制意义深远。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叶翰、美国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格雷戈里·纳吉和希腊雅典科学院文学与艺术部院士马诺利斯·科雷斯都在发言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并非只有一种古典传统，世界各地区有着各自的古典传统，它们共同构成世界古典学的大家庭。因而，从全球古代文明视域出发，古典学研究不能仅限于古希腊罗马典籍研究的“小古典学”，而是要迈入面向全人类古典文明研究的“大古典学”。

古典学对当今世界意义重大

当前，人类步入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古传经典及其蕴含的古老智慧仍对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在主题发言中提到，中国战国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古今之辨”：一种观点认为“古今异情”，即古代与当代遵循的“道理”不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无论生活方式上存在多大差异，最基本的德性原则“古今为一”。类似的争议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也曾发生。由此可见，中西先贤都相信，天下有古今不变之“道”，这在西方哲学中被称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正当”。

在任何时代，德性生活都是政治生活的根基。“古今为一”意味着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世界怎样变化，人类追求德性的品质永恒不变。因而，认识到人类灵魂深处对完整美德的追求，引导卓越之士追求高贵，教育民众追求有德，是亘古不变的政治原则。

此外，中国和古希腊先哲也认识到，人要懂得自我“节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将明智视为最高的实践德性，孔子也提倡持守中道，这些思想反映出人类共通的智慧品格，对启示、指导人类化解现代社会的各类挑战有着重要意义。例如，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科技进步的确给生活带来诸多益处，但不加节制地应用可能引发不堪想象的生存危机。通过古典教育恢复对古代智慧的记忆，让科技思维及其实践行为受到必要约束，可谓人类在自我完善过程中不可省略的步骤。

古典学大会架起两座桥梁

在世界古典学大会闭幕式发言环节，来自中国、意大利、美国和法国的4位学者不约而同地称赞，这次会议架起两座桥梁：

第一座桥梁是“通古今之变”。这是我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提出的史学观念，主张正确看待世间种种变迁。中华文明递嬗演进，“通古今之变”的文明观持续激励汉代以来的中华古籍学者为赓续民族文明传统注入精神动力，继而启发今天的中国古典学追求“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

现代文明起源于欧洲。17世纪末，巴黎和伦敦学界相继出现“古今之争”：崇今派并不服膺于古人的精神，崇古派则敬重并热爱古典智慧。两派就是否珍视古典精神产生根本分歧，争论至今未能烟消云散。如何化解“古今之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历史性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通古今之变”的文明观启示我们既不崇古抑今，也不崇今抑古，而是要贯通古今，追求和谐、秩序、有德性的生活。这为全球古典学者提供一种理性看待“古今之变”的态度，古典学亦成为一座沟通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桥梁。

第二座桥梁是“文明互鉴”。回顾人类历史，古典文明形态多种多样，形成时间先后不一。阿拉伯文明兴起于7世纪，随后出现了持续两个多世纪的“翻译运动”，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吸取先进文化遗产。翻译运动的学术成果成为后来西方重新寻回古希腊典籍的重要路径之一。俄罗斯文明兴起于中世纪后期，曾主动继承拜占庭帝国的希腊文明统绪。西欧的新教文明形成于近代初期，主动寻求与古罗马文明的血脉联系。在后来的演进过程中，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与其他或先或后出现的文明一样，都形成各自鲜明的特性，却不妨碍它们找到共同的道德关切和精神立场。此次全球性的古典学聚会就为不同文明间交流对话、加深理解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一代代人创造的文化累积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性格，重读古典是一场回溯。回溯文明脉络、促进文明互鉴、推动文明发展，我们期待着古典学以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开启人类美好生活的新局面。

（作者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负责人）

 

《人民日报》（2024年12月13日 第 20 版）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