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敦煌 大漠传薪

在遥远的西北边陲，有一处千年圣地——敦煌莫高窟，里面壁画斑斓，雕塑栩栩如生，多元交汇，异彩纷呈，好似一部皇皇巨著，诉说着浩如烟海的文明史诗。而在江西临川，有这样一家人，他们就是“临川李氏”（现为进贤县温圳镇杨溪李家），为敦煌文化保护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川历史悠久、文化昌盛，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孕育了众多的历史名人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包括李氏家族中的李宗瀚（《临川十宝》收藏大家）、李瑞清（著名书法家）、李证刚（中国佛学家）等。李氏家族，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称谓，还包含了以文化为核心的家学传承，其后人相继结缘“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从江南深入漠北，秉持“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以无尽的热情和智慧，投身敦煌文物保护工作，留下绚丽的文化宝藏和不朽的精神财富。

 

 

常书鸿：

敦煌的守护神  风沙中的坚守者

“危岩千窟对流沙，卅载敦煌万里家。”作为我国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的故事早已从西北边陲传遍华夏大地，永远载入敦煌学说的青史。1935年秋天的塞纳河畔，一本《敦煌石窟图录》，让这位在法国巴黎名噪一时的青年艺术家，漂洋过海，穿越硝烟炮火，扎根中国西北腹地，种下守护敦煌的种子。一场奔赴，义无反顾。历经50载春秋躬耕不辍，他为敦煌留下生生不息的传承。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1941年12月，西北考察归来的于右任，怀着对敦煌文化遗产的深切忧虑，向国民政府撰写《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建议书，鼓励专家学者研究敦煌艺术，倡导青年学子就地研习，直接推动常书鸿等人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

从塞纳河畔到莫高窟前，辗转8年，夜夜敦煌入梦来，常书鸿终于抵达梦想的彼岸。然而，彼时梦中的艺术殿堂，遭受自然灾害与人为破坏，壁画大面积脱落，洞窟被流沙掩埋，危在旦夕。“艺术不在巴黎，艺术在东方，在中国。”相比敦煌的破败不堪，文明的流失导致国人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文化危机，更让这位蜚声海外的艺术家感到警觉。因此，纵使经费紧张、环境艰苦，他仍坚持安排妻子儿女举家搬迁，从山城重庆到河西走廊，在敦煌安家落户。

走马上任前，梁思成送了常书鸿4个字：破釜沉舟。徐悲鸿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1943年5月，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又给常书鸿留下一句话：“我们即将离去，你却要继续留在这里，投身于无尽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中，这简直就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

其实，到莫高窟后，常书鸿临摹的第一幅壁画，就是第254窟北魏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致敬萨埵那太子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勉励自己也勉励同仁——选择敦煌就是选择了牺牲。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挂牌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开启了对敦煌艺术的系统性保护和研究。留洋归来的大画家，在敦煌变身农民、木工、泥瓦匠，从防风治沙、修洞筑墙这些基础工作着手实施修复和保护项目。

1945年，国民政府提出要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在重庆举办敦煌壁画临摹艺术展，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周恩来对展览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对常书鸿及其团队在逆境中坚守敦煌艺术的努力表达了深深的敬意。这极大地鼓舞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员们，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关怀。面对国民政府意图转移敦煌文物，常书鸿不顾个人生命安全，誓死捍卫敦煌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直接归属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担任所长。

在艰难的文化苦旅中，常书鸿开启了敦煌文物保护新篇章，同时吸引并培养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和专家学者，其中，就包括笔者重点讲述的李承仙女士及其背后的李氏家族。

 

 

李承仙：

艺术的传承者  画笔下的敦煌梦

世人皆知常书鸿有着“敦煌守护神”的美誉，但少有人关注，在他身边，有一位像敦煌飞天一样的守护天使——常书鸿的夫人李承仙。在遥远的敦煌，常书鸿、李承仙成为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侣，隐秘而伟大。

这位江西临川的女儿，出生于书香世家。李承仙的父亲李容恢是孙中山先生发起的中国同盟会的第七位签名者，曾在新加坡等地办报馆筹集革命资金，是辛亥革命南洋筹款总办，还曾担任《新民国报》《光华日报》《广州珠江日刊》《潮州潮商公报》《桂林日报》等多家报刊主笔、编辑。李承仙的伯父李瑞清是两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曾担任张大千的恩师，在书法、绘画领域有着极高造诣。受家庭环境影响，李承仙自幼受到良好的爱国教育和文化熏陶，成为那一时期最早接受进步思想的女青年之一。

1940年9月，年仅16岁的李承仙考入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3年后又前往重庆，考入抗战时期中国最专业、档次级别最高的美术学府——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个人命运与世事浮沉紧密相连，象牙塔中的文艺学子饱受侵略战争带来的屈辱与艰苦，烽火岁月以艺抗战，在学艺路上锤炼心智，树立画笔报国的信仰。

1944年春天，刚从敦煌回来的张大千在重庆办画展。“我惊讶坏了，呆住了，还有这样的画、这样的塑像、这样的地方！”原本在艺专学习西画的李承仙，备受冲击和震撼，瞬间放下了对西方艺术的追求，开启对敦煌的向往。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求学经历，更加坚定了她对民族艺术的情怀与热爱。

1946年，带着西北的黄土和风尘仆仆，常书鸿携敦煌临摹作品到重庆展出，筹集经费，并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招募工作人员。生在上海十里洋场、学习西方绘画艺术的李承仙，毅然选择追随常书鸿，深入西北大漠无人区。此时，作为国家最高美术学府的天之骄女，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便与敦煌结下终身情缘。

从十里洋场转战大漠敦煌，李承仙不仅成为常书鸿的得力助手，还成为他的人生伴侣。李承仙曾说：“常书鸿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痴迷敦煌。我对他同情、尊敬，愿与他共命运。我们都是敦煌痴人，这是缘分。我从此成了他的爱人、学生、同事、护士、保姆。”因为志趣相投、志同道合，常书鸿、李承仙夫妇同邀春风共赴玉门关，夫妻俩合作绘制的《敦煌春天》，为苍茫戈壁植入勃勃生机，倾注了这对“敦煌痴人”一生的艺术追求与对敦煌事业的不渝热爱。据不完全统计，李承仙临摹敦煌北魏至元朝各时代壁画300余平方米，她还与常书鸿共同创作巨幅油画《刘家峡水库》《献给勇于攀登珠峰的同志们》《激流颂》，这不仅是两人心意相通的艺术呈现，更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国家的情怀。

相聚千年敦煌，延续丝路文明。相知相伴的岁月里，常书鸿、李承仙夫妇多次远赴海外，积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以敦煌艺术为载体，对外展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多样性，对内提振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

1994年6月23日，带着对敦煌艺术事业无限的希望和未竟的遗憾，常书鸿与世长辞。为了继承丈夫遗愿，1996年，李承仙携儿子常嘉煌开凿现代石窟——党河石窟，赓续千年敦煌文脉。

 

 

李翊灼：

敦煌学的奠基人  智慧之光照亮前路

“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禅天始免风灾。”晚清时期，有思想的读书人尝试将佛学作为认识西学的中介，凝练济世救人的情怀，他们研读经书、探讨佛法，以期借助佛学的复兴开辟民族复兴之路。1909年9月，法国人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写本来京，京师学界为之震撼。佛学迎来短暂兴盛，引起当局有识之士对敦煌文物的重视。

“一百八十箱、敦煌六千卷十八箱均到，弟先检录经卷，俟李君证刚到部再开，堂上面见延订……”清宣统元年（1909年），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即今国家图书馆馆长）缪荃孙在给清末民初学者沈曾植的信中提到的“李君证刚”，就是来自江西临川的中国佛学大师李翊灼。

缪荃孙、沈曾植等人合力谋划，几经周折，从敦煌石室购买了以佛经为主的8000件卷轴，运抵京师图书馆。在此之前，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分别对敦煌文物巧取豪夺，给中华文化遗产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现在减政之际，如月拨千金，亦可成立，此书此经，外人最所垂涎，务必设法保存！”时局维艰，他们排除万难，千方百计为国护宝。

《敦煌学大辞典》记载：清宣统三年，敦煌写经入藏京师图书馆后，李翊灼应约编写提要，完成二千余卷，从中拣选出一百六十余种后世没有传本的佛教文献，依《涅槃经》六波罗蜜多经定例分类编排，编成此目，后附《疑伪外道目录》。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自古以来就是佛教圣地。千百年来，敦煌文本汇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语言文字和书写形式，内容多为佛教文献，大量俗词语句，在辨识、理解、领会、编审方面存在诸多不易。李翊灼研究禅宗、参悟佛理、潜心佛学，深厚的知识储备，为他理解和领悟敦煌文本提供丰富的学术滋养。1911年，李翊灼通过对比较完整的经卷，按千字文的顺序，以字编号，并对其中两千多号经卷做了比较详细的著录，编撰完成《敦煌石室经卷总目》《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形成敦煌文献专题目录编纂之始，为敦煌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立志学术报国的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给暗黑时期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点亮一盏明灯。从李翊灼等学术先贤焚膏继晷、挑灯夜战，到如今全球多个国家共同开展敦煌文献的保护、修复、编目和数字化工作，敦煌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为研究古代不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交往提供珍贵历史资料，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敦煌遗书16579件，写卷长度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因此成为敦煌文献四大收藏机构之一。

 

 

李贞伯：

艺术与摄影的结合  定格历史的瞬间

敦煌研究院许多年代久远的老照片，都标注着“李贞伯拍摄”的字样。作为佛学大师李翊灼的儿子，李贞伯也一片丹心向敦煌，用自己的才华和技能，为文物保护贡献力量，定格珍贵的历史瞬间，成为永远的时代记忆。

1914年，李贞伯出生在江西临川，他自幼追随父亲读书学画，不仅继承了李氏家族的家学渊源和学术传统，更在艺术的道路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孕育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美学底蕴。青年时期，李贞伯师从张书旂学国画，曾与徐悲鸿同场办画展，为李可染当助手，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工程。上世纪50年代，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还在起步阶段，物质匮乏，材料和资源相当有限，巨幅壁画的临摹存在多重困难和阻碍，急需专业摄影人才配合开展工作。1954年，受徐悲鸿引荐，李贞伯带上画家妻子，追随父亲李翊灼多年前为敦煌写本留下的脚注，追随常书鸿的脚步，前往莫高窟。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放弃稳定的生活和优越的环境，毅然走向人生的拐点，放下画笔、拿起相机，脱下西装、穿上布衣，成为莫高窟第一位专职摄影师。

40岁“半路出家”的摄影师，作为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的新生力量，每天扛着笨重又贵重的照相器材，不辞劳苦攀岩爬壁、爬坡登梯，在光线昏暗、结构复杂、场地逼仄的洞窟取景，边学边干，在实践中研习技艺、摸索技巧，这位聪慧又勤奋的中年学者，把“干一行爱一行”的热忱发挥到极致。

1954至1986年间，李贞伯为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各个洞窟壁画、塑像的保存现状及修复工程拍摄了大量影像资料，出版了《敦煌壁画集》、《敦煌艺术小画库》（12册）、《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壁画》、《敦煌唐代藻井图案》等图书。

李贞伯将个人的价值追求积极融入时代洪流，运用美术功底升华艺术审美，通过影像为敦煌文物和文物保护工作存档，刻画第一代敦煌守护人的黄沙岁月。他还将镜头转向石窟之外的天地，拍摄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等遗址古迹，记录古道丝绸之路的原始风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敦煌文物被批判为牛鬼蛇神的时期，李贞伯遭遇各种不公待遇和迫害，但始终没想过离开这片土地。西北的风霜雨雪，磨砺了他的韧性，甲子之年启新篇，学习新设备，探索新技术，60多岁仍有奋进的激情与干劲。这一阶段，李贞伯重新拿起相机，出版了《敦煌艺术小丛书》《敦煌》《敦煌遗书书法选》《中国敦煌展》等图书和画册。他老当益壮、业绩高产，还为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拍摄并制作了大量壁画临摹起稿的幻灯片，为莫高窟建立石窟保护档案，为武威天梯山搬迁及前来参观的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外国来宾等拍摄了许多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从黑白胶卷到彩色影像，每一次快门声响起，都包含对历史的敬意。

西北大漠的风沙，覆盖了江南水乡的离愁别绪；敦煌丝路的文明，俘获了江西才子的精神世界。退休后，李贞伯仍选择定居西北，在甘肃兰州走完最后的人生。

万庚育：

档案的建立者  细腻之心的守护者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天山月下，厚土黄沙，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1954年，画坛才女万庚育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与丈夫李贞伯举家西迁，从繁华都城转战大漠戈壁，成就一段夫唱妇随的佳话。

“1954年，常书鸿到北京文化部去挑选一个可以搞‘石窟摄影’的人，当时选中了我爱人，或许这就是缘分。当我知道这一消息，听到在戈壁沙漠里有一个‘美术馆’聚集了11个朝代的壁画、精美的彩塑，这一切对于酷爱油画的我来讲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多年后回忆往事，敦煌的诱惑依旧令万庚育流连忘返。

1922年，万庚育出生在湖北黄陂的一个名门望族，她自幼接受良好教育，15岁便独自出远门求学。在校期间，万庚育展露艺术天赋，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后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毕业后进入北平艺专任教，并在学校与李贞伯结缘，两人性情相投，携手共赴敦煌。

万庚育学的是油画专业，莫高窟的壁画临摹需要的则是线描功底。她精益求精，白天进洞窟临摹壁画，晚上在油灯下勤学苦练线描，研习古代不同时期的绘画技艺，夜以继日，乐此不疲。

在甘肃省档案馆，有一张由众多胶片合成的《敦煌莫高窟全景图》，全长9米，已存入“敦煌遗档”。这幅万庚育在莫高窟第二年独自完成的作品，画完后由李贞伯拍摄留档，是夫妻俩珠联璧合爱的明证。原件至今下落不明，但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底片，冲洗之后仍能看得出鸣沙山的蜿蜒起伏，真实而准确地绘制了上世纪50年代敦煌莫高窟全景，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存。

除了筑墙、植树、修复和临摹壁画，万庚育还承接了另一份专业之外的工作——整理莫高窟石窟档案。寒来暑往，她奔走勘测、研习记录，为380多个洞窟建立了完整科学的档案。建档期间，细心谨慎的万庚育发现，第428窟的壁画上写有“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的字样。她顺藤摸瓜深入考察，阅读大量敦煌遗书，证明了庆仙是北周人，将第428窟从北魏洞窟中分离出来。以此类推，通过进一步整理和发掘，万庚育又发现15个北周洞窟，为敦煌考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在敦煌，不只有瑰丽多彩的千年壁画和石窟彩塑，还有长达半生的艰苦岁月和辛酸磨难。被迫放下画笔的岁月里，家中几代人珍藏的墨宝、画作、老照片惨遭洗劫，万庚育放过羊、养过猪，半夜被安排去挖坟地，曾在烈风暴雪的三九寒天徒步百里，还奉命在千佛洞的下寺侍候过两个老喇嘛，直到两个喇嘛去世……浓墨重彩的画笔下，在万庚育漫长人生的回忆录里，生活和精神的双重苦难，都是轻描淡写的题外话。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访问学者、江西省进贤县文联副主席）

 

（《人民周刊》2024年第20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