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5年的工业发展历史与成就

新中国仅用了75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将中国由一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传统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从1949年人均收入不到40美元提高到2023年的1.27万美元。新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奇迹，从世界文明史来看，也是史无前例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的工业发展扫清了障碍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20年后中国开展洋务运动，中国开始发展现代工业，算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但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侵略、剥削、压迫，使得民生凋敝，工业发展非常缓慢，中国依旧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甚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工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他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18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一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就不可能发展工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前28年里，就是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为中国工业发展扫除障碍。

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根据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是建立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所有制结构，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

但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得国家安全问题成为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朝鲜战争把两个大国，一个是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军事强国——美国卷进来，另一个是刚刚独立的、世界人口第一但还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国卷进来，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这样一种急剧的国际环境大变化，就使得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保障国家安全成为第一紧迫任务。1953年8月朝鲜战争停战以后，中国准备解放沿海岛屿，于是又出现了第一次台海危机，而且美国公开宣布，如果中国要解放台湾，将不惜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如果中国作为经济落后大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抗，不仅国家统一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国家现有的安定和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不仅台湾，就连西藏、新疆地区，美国也挑拨闹事，东南沿海最发达的地区也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东南沿海有美国牵头的马尼拉条约，在西部有巴格达条约，都是来围堵中国的。

朝鲜战争初期，中美两国军事实力、综合国力都有巨大差异，大国之间，这样不正常的状态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就使得中国下一步工业化发展最紧迫的问题是建立现代国防工业，建立现代国防工业必须建立重工业，加快发展重工业。周恩来在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议以后指出：“既然我们不能制造一辆坦克、一架飞机、一门高级的大炮和一辆汽车，那我们的国防力量怎么能算强大呢？”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在选择体制和制定政策时，要综合考虑问题，要解决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平均用力、各方面均衡发展。比如做经济工作的人觉得经济发展应该排第一，但是从整个民族、国际环境来看，安全第一，保证国家安全和统一是第一要务。这就使得加快重工业建设，尤其是国防工业建设成为经济工作中最紧迫的头等大事，这也导致均衡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发生变化，转向能够保障高积累下社会稳定和实现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需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重工业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当时的中国具有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个有利条件，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给中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工业化，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够战胜法西斯的重要原因。此外，苏联还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的工业化，帮助中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例如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以苏联援助的“156项”为核心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56项”主要是在现代科技、重工业和制造业方面，其中有1/3以上是现代国防工业，就是可以制造火炮、坦克、飞机，以及现代的电子工业。苏联把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提供给中国，而且很多资料、知识产权是不收费的。今天来看就知道它的意义，我们20世纪60年代从日本、70年代从欧洲进口成套设备和进口先进技术，其中知识产权、技术资料占资金的比重达1/3以上，而且有些关键技术还不给中国，只提供配件。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援助方面、知识产权方面是无私的，甚至答应给中国提供原子弹，培养这方面的科学家，这是了不起的。

第二个有利条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有一个组织动员能力极强、高效运行的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威望高、动员能力特别强，没有这样的政府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也建立不起来计划经济。只有强大的政府才能在贫穷落后的情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当然，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例如德国和日本，但是它们是走所谓的军国主义道路，其前提是资本来自对外侵略掠夺。

这就使得新中国成立、国民经济恢复以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有三个特点：第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工业化；第二，遵循列宁提出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第三，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是主要依靠内部积累，按照当时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说法，叫“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1953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但是国家财政收入不到200亿元（1952年为179亿元，城乡人均储蓄1.5元，国家外汇储备1.39亿元），其中拿出100亿元投资，剩下不到100亿元就是“人吃马喂”各种支出。政府各个部门开支被压缩得非常低，可以说是高度廉洁、高效运行的政府。1952年，中国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7.5%、英国的58.3%、法国的63.9%、联邦德国的81.3%。人均水平的差距更大：195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2.3%、法国的4.7%、英国的5.2%、联邦德国的6.9%、日本的22%。（董志凯：《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68—369页）这种条件下，我们选择了加快体制变革，通过体制变革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来保证“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同时，又能够保障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若是按照传统的市场经济的方式发展经济，可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没有现代装备，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提供足够的剩余来支持工业的发展。

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用25年的时间就解决了两大问题。

第一，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我们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和核潜艇，还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基本的常规武器也都能制造和量产，这意味着国家安全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第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这个工业体系不是很先进，工业规模也不够大，但是能源、材料、制造等主要工业门类都有了。

但是这时候的工业发展也有它的问题，就是非均衡发展，重工业发展非常快，也比较成功，但是相对来说轻工业、农业发展都受到了制约，发展较慢，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积累率高。而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说法，投资占GDP总值11%以上才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例如，1931—1935年是当时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但是五年间全社会投资有四年是负增长，只有一年是正增长，也才6%。而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积累率，“一五”时期达到24%，“文革”时期达到30%多，最低的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仍然有20%。高积累率主要用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用于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特别少。经过28年发展，与重工业相比，农业和轻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城市就业困难，这也是我们要实行改革开放的很重要的原因，即要改变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均衡发展、工业化快速推进

当国家安全问题解决以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要加快经济发展，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当时农业和轻工业成为最突出的短板，农民生活改善不多，工人20多年没涨工资。中国共产党一代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国家谋福利。这个时候，摆在新的领导集体面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能不能加快经济发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在体制机制上，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上，由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转向产业均衡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由半封闭转向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大大加快了工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中国工业化以农业改革为突破口，通过解放农民和增加其收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90年代中期甚至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程度。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三资”企业，也成为工业领域中的主要力量。

1978年至2012年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1978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前，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特区建设为标志，在强大内需的推动下，通过产业均衡发展，工业化快速推进。（2）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前，在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通过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第一次出现了买方市场，改变了新中国长期存在的“供给约束型”经济增长，于是开始着手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扩大内需）和扩大国际市场（加入WTO）。（3）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前，在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一方面通过缩小城乡、阶层收入差距和开展铁路、公路、城市基本建设等推动重化工业化，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扩大外需。因此这10年即使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平稳增长，基本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从工业经济结构来看，这34年里，三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产业结构实现了均衡发展，补齐了短板，并开始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变；二是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公有制向国有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共同发展转变；三是区域结构由过去的均衡布局，转向“两个大局”下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非均衡发展，转向90年代末至2012年的均衡发展。

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和工业结构的优化转型

2012年前后，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基本完成，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进入新时代，在经济上的直接表现就是“三期叠加”，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由高速度转为中高速度，工业由外延型扩张为主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的内涵型为主的优化升级，其中标志性举措，就是国务院于2015年5月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这是一个关于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性文件，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以来首个为期10年的行动纲领。该战略是着眼于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制定的战略性规划和高端产业、技术进步的路线图。该规划以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全球产业调整为背景，以促进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题，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为中心，以促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主线，以满足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提出的新要求为目标，通过九大战略任务、十大重点领域和五项重大工程，分“三步走”实现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跃升。

九大战略任务包括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十大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分“三步走”实现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跃升：到2025年，中国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战略更加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顺序发展。而中国的工业化则是“并联式”的发展，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再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而是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推进工业化，不可能是单纯就工业发展而言的，而必须是与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相协同的新型工业化。实施工业立国的长期战略，遵循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做法，坚持对外开放，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制造业发展基本方针，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20年我国实现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国家颁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着力有序推进全面创新，统筹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确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四个坚持”策略，即坚持需求导向、人才为先、遵循规律、全面创新，进一步明确统一的目标体系——建成创新型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核心领域，要制定并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新时代以来，中国工业基本上实现了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工业平稳较快增长。按可比价计算，2016年至2020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多个行业形成规模庞大、技术领先的生产实力，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能源原材料产品规模继续扩大，2020年，天然气、乙烯、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分别达到1925亿立方米、2160万吨、6188.4万吨，比2015年分别增长43%、26%、20%。消费品供应充裕丰富，棉纺、化纤、服装、制鞋等传统消费品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食品药品供给保障能力不断强化。装备产品生产实力加快提升，2020年，发电机组、汽车产量分别达到13226.2万千瓦、2532.5万辆，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比2015年分别增长1.4倍、5.4倍。

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19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中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近7万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为18.4%，比2015年提高5.4个百分点。充电桩、智能手表、服务机器人等新兴产品增势强劲，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持续位居世界首位，超导材料、石墨烯等前沿新材料产业化取得重要进展。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16年至2020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3%，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4.8个百分点。2020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5.1%，比2015年提高3.3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不断增强。2016年至2020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4%，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9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五成，2020年贡献率更是超过七成。2020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33.7%，比2015年提高1.9个百分点，有效发挥工业“脊梁”作用。智能制造取得积极成效。2020年底，制造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接近73%，比2015年提高约11个百分点；生产设备数字化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提高至49.9%和52.1%；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提高至37.9%、27.9%、9.8%。

当2020年底“十三五”结束时，我国实现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基本工业化目标，自2021年起迈上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征程。2022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

2024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三个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设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健全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体制机制。优化重大产业基金运作和监管机制，确保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战略要求。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

总之，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为工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进行了战略部署，制定了改革措施，确定了目标和步骤，而由于中国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政治优势、经济规模庞大的市场优势、产业门类齐全的产业优势、对外开放的包容优势，以及“新型举国体制”的科技创新优势，中国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如期实现。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中国在工业发展方面一定能够续写辉煌，并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人民周刊》2024年第19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