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清开国方略》: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清前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大一统”的辽阔国土也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这些突出的历史贡献与清朝所进行的诸多国家统一战争密不可分。盛清时期，由乾隆帝亲自主导编纂的《皇清开国方略》专门系统记载了清朝入主北京之前的开国战争历程，成为“大一统”国家形成与巩固的见证，被寄予了“法祖图治”、诠释“正统”等理念，从而成为构建历史记忆与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文本。
　　主要内容与宣扬“武功”。作为一部用来重构国家历史记忆的史书，《皇清开国方略》在众方略中较为特殊。按照惯例，新修方略均是由常设的方略馆负责，更何况，乾隆朝的方略馆建制已经较为完善，更是由军机处直接统领，在众多史馆中地位极高。方略之外，方略馆还兼修了诸如《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大清一统志》《满洲源流考》等史志典籍。然而，《皇清开国方略》的编纂却并未选择方略馆，而是由国史馆兼修，“谕国史馆恭辑《开国方略》，著大学士公阿桂同办”。乾隆帝这样安排恐怕也是另有政治考量，那就是不仅把该书视为战争专史，更是有意拔高成国家通史。
　　《皇清开国方略》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编纂，至乾隆五十一年结束，共成书32卷，主要记载自努尔哈赤起兵至顺治定鼎北京以前约60余年时间里的战争史实，即“自俄朶里以至赫图阿拉，因十三甲，筚路蓝缕，得盛京而定王业”的完整历程。另外，特撰写《发祥世纪》一卷置于文本之首，是为叙述“满洲”一族的发源。该书采用了满、蒙、汉三体进行“编年纪月”，遵循方略体纪事本末的叙事方式，把“大一统”清朝的前身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展现。
　　《皇清开国方略》为确立文本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在史料征集上尤其注重从官方史书中探寻，特别是确立了以“实录”为核心的资料源泉。根据《御制开国方略联句》的记载：“编纂《方略》，皆本于《开国实录》。”该“实录”是清朝首部实录，于天聪六年（1632年）至崇德元年（1636年）撰写，“文直事核，足资垂信”。而关于皇太极和顺治两朝的事迹，《皇清开国方略》也主要从《清太宗实录》和《清世祖实录》中搜罗整理。国史馆在处理《皇清开国方略》文本内容与已修“实录”关系上遵循着“据事直书”的原则，并不做主观的辞藻修改与修饰。
　　“法祖图治”与教育臣子。清朝史书中涉及开国事迹的内容大都记于帝王实录与圣训中，而这种分散性的记载显然并不能满足教育的目标。更为重要的则是，该类史书深藏宫廷，几乎并不能够为外人所见。因此，乾隆帝针对《皇清开国方略》的编纂明确强调，该书一定要实现广泛的传播，让朝臣、地方官员、八旗子弟等多群体阅读，务必深刻体会和领悟“创业之艰难，贻谋之远大”的精神，从而也在事实上让《皇清开国方略》扮演了官方“教科书”的角色。
　　可以说，乾隆帝之所以亲自倡导编纂《皇清开国方略》，一个直接动因就是通过对祖宗创业事迹的真实描述来达到“教育”臣子的目的，“恭读太祖、太宗实录，见开国之始，躬冒矢石，栉风沐雨，深思永念，因命恭辑《开国方略》”。尽管乾隆帝认为阅读祖宗的艰难创业事迹，“有不忍观、不忍言而落泪者”，然而，却也指出，恰恰是这些感人肺腑的真实画面才能够触动人心。似乎正是出于这种政治文化考量，乾隆帝才较为明确地指出，开国事迹与“定中原”相比较而言，更适合作为教育的文本素材。
　　乾隆帝指出，编纂此书是为了教育臣子，让臣子在接受开国史的教育中，实现奋发有为，维护来之不易的“大一统”功业。乾隆五十年（1711年），乾隆帝在阅读《皇清开国方略》时就依据“昔太宗文皇帝时，恐我满洲骑射、清语日久生疏，曾经特降谕旨”的历史故事来敦促臣子“务令各勤旧业”。当然，乾隆帝也强调，该书所拥有的教育价值绝非仅限于一时和一人，而是应当作为“范本”世代流传，被爱新觉罗家族所共读，“非啻自励而已也。欲我万世子孙，皆如予之。”因此，他颇有感慨且较为严厉地强调：“观此书之志，其弗动心落泪，深思永念，以敬天命守祖基兢兢业业。惧循环治乱之几，则亦非予之子孙而已矣。”这恐怕也是对于盛世之后国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的担忧，因此，警示后世子孙“知创业守成之并重”。
　　诠释清朝的“正统”。《皇清开国方略》的编纂还与这一时期清朝所努力构建的王朝“正统”密切相关。清朝成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后，其“夷狄”身份深刻影响着“正统”性的确立，特别是汉族士大夫始终倡导的“华夷之辨”论调让清统治者倍感压力。而通过国家修史进行文本建构成为诠释国家“正统”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在乾隆朝实现引以为傲的“大一统”后，也就更有底气来诠释清朝的“正统”。《皇清开国方略》中包含着诸多关于建构“正统”的话语，特别是在论证清朝的“得大一统之正”上着笔，以此从根源上证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
　　《皇清开国方略》在界定东北时期的后金—清与当时的中央政权明朝关系之时，有意在突出强调“虽曾受明之官号”，但“非如亭长、寺僧之本其臣子也”，称“究不过羁縻名系而已”，这显然是为了否定曾是明朝“属国”的事实。这些带有显著篡改历史史实嫌疑的文本话语，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思考，那就是为证明清朝起兵并非臣子对君主的战争，并不具有“犯上作乱”性质，“太祖高皇帝天亶神灵，龙兴缔构，统十三甲而立国仁无敌，则曰征陈七大恨，以告天，师出有名”。
　　《皇清开国方略》在极力淡化与明朝的臣属关系，却始终在强调“满洲”自始就是生自中国大地上的一员，“兴王之始，长白朱果”，而非外来民族。虽然《皇清开国方略》给“满洲”的起源赋予了天命神话色彩，然而，就连这种书写方式也是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惯例，这也是为何在阐述满洲起源时，该书始终在寻找与之相似的“同类”事迹。国史馆史官在撰写《发祥世纪》时就较为明确地指出，“犹《商颂》之陈玄鸟，《周雅》之咏公刘”。《皇清开国方略》比较自觉地运用古代中国故事进行比较，实际上也是在潜意识里表达出清朝将自己视为历代王朝的延续。就《皇清开国方略》中论述满洲生活的地域来看，也始终称发源于中国大地，“我朝始基居长白山北之俄朶里城”，其中蕴含的潜台词就是，“满洲”为中国多民族的一员，那么，入主中国的资格就不容置疑。《皇清开国方略》的编纂也发出了乾隆帝内心深处的真实话语，“盖溯自三代以来独得大一统之正”。
　　综上，《皇清开国方略》一书的编纂无论是宣扬帝王“武功”，还是“法祖图治”，乃至诠释正统，均为清朝在构建历史记忆与强化国家认同上的努力。这也深刻展现出清朝战争观的核心要义在于维护国家统一，而战争史的编纂则服务于国家治理。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