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其心以察之，平其情以出之”

余嘉锡（1884—1956年），字季豫，号狷翁，湖南常德人，文献学家、目录学家、文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余嘉锡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勤于著述。他治学实事求是，不主观臆断，更不先入为主，多闻阙疑，继承乾嘉文献考据学的传统，博考详究，下笔不苟，坚持“虚其心以察之，平其情以出之”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博览群籍，“穷日夜读之不厌”
　　余嘉锡倡导治学首先要勤奋不倦，读书要广博，“读书未博，故立言不能无失”。他曾在《黄顾遗书·序》中称赞清代著名校勘学家、目录学家顾广圻：“（顾）千里读书极博，凡经史小学、天算舆地、九流百家、诗文词曲之学，无所不通。于古今制度沿革、名物变迁，以及著述体例，文章利病，莫不心知其意。故能穷其旨要，观其汇通。”
　　余嘉锡自幼嗜学，读书用功颇勤，且博闻强记。他从小接受家教，其父余嵩庆，曾进士及第，深通经史，亲自为他启蒙授课。受父亲教诲，他勤奋不辍，阅读了大量文史典籍，自称“嘉锡颇知嗜学，发簏中书尽读之”“遂斐然有述作之志”。十四岁时，作《孔子弟子年表》，读《郁离子》，效其体著书数万言。十六岁时，为《吴越春秋》作注。十七岁时，购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则大喜，穷日夜读之不厌”。李国良在《怀恩师余季豫先生》中回忆说：“先生博学多闻，涉猎至为广泛，常谓‘读书五千册以上’，较之南皮张氏《书目答问》所列诸书，远超过之。”
　　余嘉锡还主张读书需要反复读，据周祖谟、余淑宜撰写的《余嘉锡先生传略》所载，“先生终日手不释卷，一部书要读好多遍”，认为“四部书，熟悉千余种，皆知其高下浅深”。余嘉锡曾引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颜之推所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引用《魏志·王朗传注》中董遇所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并指出，虽然很难达到观遍天下书，也很难达到书读百遍，但是“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
　　“先致力乎根柢，循序渐进，不凌节而施”
　　余嘉锡认为，做学问要致力其根本，治之有序、择之有道。正如他在《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序》中说：“盖君之读书，先致力乎根柢，循序渐进，不凌节而施。”
　　治学需讲究根本和次序，不能不求根柢，但求其枝叶。余嘉锡说，“凡学有端、有委、有正、有诡、有中庸、有偏倚，其治之也有序，其择之也有道，故曰：‘操其本，万物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盖未有不致力乎本，而能成其学问者也”，指出做学问不能好高骛远，不能超越次第，应循序渐进。
　　他强调读书要多读“已见书”，反对那些对普通常见书都不读不知，却去舍本逐末，追求无根之学的做法。余嘉锡批评那些猎奇“未见书”者：“书尚未见，何以读之！”他命名自己的书房为“读已见书斋”，其中收藏了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各种经典，而且许多都是精选的刻本。
　　“目录之书为用最广，为学至切”
　　余嘉锡终生所从事的学问，以目录学为主。他在著作《目录学发微》中强调，“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不可不涉其藩篱”。他力倡目录学，提出“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
　　晚清张之洞为了给诸生好学者指明“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撰写了《书目答问》《輶轩语》两编。十六岁的余嘉锡在阅读《书目答问》时，“骇其浩博”，又读《輶轩语》，则略知学问门径。张之洞指出：“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嘉锡说：“张氏之语虽若浅近，然实深知甘苦之言。必明此义，而后知目录之书为用最广，为学至切。”他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
　　余嘉锡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并发扬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进一步提出了“目录者学术之史”的观点。他在目录学教学讲义的基础上著成的《目录学发微》，引用了大量古籍资料，对目录学的意义、功用、源流、目录类例沿革等予以总结，对目录的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等体例阐述颇详，对研究古典文献提供了指导，对我国目录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耳”
　　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余嘉锡主张做学问要实事求是，不能盲目信从，要多静心思考，明辨是非，不墨守成规，不持门户成见。
　　学问是无穷的，而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即使是圣人也会犯错，因此在读书和治学时不能盲信盲从。余嘉锡说：“学问之关涉无穷，而一人之精神有限，有所通则有所蔽，详于此或忽于彼，稍形率尔，疏漏随之”，因此，读前人之书要多思考，应做到“虽眼前经史，亦必覆检原书，审其是否。又当知其所引据之外，尚有他书。如折狱然，必具两造，甲以为如此者，安知乙之言不如彼，比而证之，而后曲直乃见”，这就是所谓“实事求是”。如学子不明此义，懒于考索，以耳代目，总认为“某先生之言，安得有误”，贸然援用，且从而推演之，则必为有识之士所耻笑。
　　治学还要做到多闻阙疑。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指出：“善读书者，亦惟慎思明辨，好古敏求，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耳。”更强调了读书要时刻持有怀疑精神。
　　必博考详究，“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
　　博考详究，慎思明辨，下笔不苟，是余嘉锡一直躬身践行的理念。他在《目录学发微》中说：“欲论古人之得失，则必穷究其治学之方，而又虚其心以察之，平其情以出之。”认为治学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先入为主，应平心思考，坚持实事求是。在《四库提要辨证·序》中，他写道：“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可见其审慎的治学态度。
　　余嘉锡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称赞傅增湘治学求真求实：“平生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而在《读已见书斋随笔》第二十八篇《洪亮吉之地理学》中，则严厉批评洪亮吉之“率尔操觚”：“夫考古之难，患在无书；若有书而不知用，不如不考……纵令急于成书，亦当明著其未见，以示阙疑。乃讳莫如深，岂不贻误后学？”
　　余嘉锡承袭乾嘉考据学的求实传统，他的著作多考证而少议论。《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他耗时五十余年，凡于事实有疑误处，则进行大量考据，旁征博引，穷源竟委，详加订正，找到可靠的根据，才下结论，决不做臆断猜测。对投入二十年精力完成的《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说：“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瘁。”他参稽群书，在《世说新语笺疏》中所引证的书籍有数百种之多。可见他的考证注重博考详究，做到了“揆之于本书而协，验之于群籍而通”。这种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启示。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