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自由观的中国印记

 自由、平等、博爱是18世纪资产阶级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这三个词全都提炼自法国启蒙运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事实上，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价值理念在法国启蒙时代的确立，全都离不开中国智慧的支撑。这从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对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自由观的深刻影响中可见一斑。
　　毋庸置疑，英国文化对伏尔泰宣扬的“自由”理念影响甚大，但我们也知道，这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忠实的“中国迷”，而他迷恋中国，似乎主要就是因为他在中国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自由样板”，还因为他发现中国文化能为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提供某种特别的助力。
　　众所周知，伏尔泰所崇尚的自由，首先是思想言论自由，因为他坚信这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比如他说过，古希腊人之所以“最有创造才能”，就是因为他们都“可以自由地思想”。也正因如此，伏尔泰特别痛恨西方的“一神教”专制，认为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发展严重受阻，主要就是这种宗教专制压抑思想自由的结果。在通过传教士的媒介了解到儒家经典和中华文明概况之后，伏尔泰很自然地感到了一种深深的震撼：原来在遥远的东方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那里没有任何宗教压迫，人们拥有自由的思想，因此成就了一个堪称全球榜样的文明。于是，他对中国圣人孔子崇拜得五体投地，并在他的《哲学辞典》里发出这样的感叹：“究竟是什么宿命（这对于西方人也许很耻辱），让我们必须到世界的东端去找这么个质朴无华的贤者，他在公元前6世纪就在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这位东方贤者就是孔子……从他以后，整个世界就再没人提供过这么好的行为规范了！”
　　伏尔泰还说他钻研过儒学的全部著作，并且都写了摘要。据统计他有80部作品和200封书信论及中国，谈到了中华文明的几乎所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还曾在他的《论风俗》一书里，批评一些旅行者和传教士“从表面现象判断一切”，仅因为看到人们跪拜君王就断言古代中国盛行专制制度，并接着作出了这样的反驳：“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在帝国最早的时代，便允许人们在皇宫中的一张长桌上写下他们认为朝政中应受谴责之事，这个规定在公元前2世纪汉文帝时就已经实行；在和平时期，各衙门提出的抗谏从来都具有法律的效力。”曾在旧制度法国两次因言获罪被投入巴士底狱或被迫长期流放的伏尔泰，看到古代中国这种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现象，不禁感慨万千：这哪里是什么“专制”，这是“政治自由”啊；中国人民真幸福，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自由的！伏尔泰这位欧洲启蒙运动的“总司令”把中国树立为欧洲的“自由样板”，可见中国文化对他影响之深。
　　毋庸讳言，伏尔泰说传统中国也有“政治自由”，其实只是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比较精华的一面。伏尔泰的睿智在于，他只看事情的本质或主流。中国文化有重“史”的传统，“历史”在中国，也正是大部分人格正常的君王都特别忌惮的东西，它对君王权力的制约作用丝毫不亚于18世纪中叶法国兴起的“公共舆论”。这一情况显然与中国文化的世俗性特质有关：中国人虽然是入世的，但他们也有对“永生”的渴求，只是由于没有一神教文化，中国人一般都会下意识地把“永生”希望寄托于历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之类的诗句，便是中国人特有的这种文化心态的真实写照。所以，说古代中国有“政治自由”的伏尔泰，看似“片面”，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化一些最本质的东西参透了。
　　总之，源自英国的“自由”价值能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得以牢固确立，伏尔泰居功至伟，同时中国文化的榜样作用也不可磨灭。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