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刚上位的时候,深刻吸取了隋炀帝亡国的教训,积极听取群臣意见,励精图治,为“贞观之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随着政权的巩固,李世民逐渐陷入了奢靡生活的诱惑之中。
这时候,幸亏魏征人间清醒,在贞观十三年写下了一份流传千古的奏章《十渐不克终疏》。在这个奏章里,魏征列举了太宗执政以来的十个变化,警醒他要居安思危,坚持厉行节约的政策。唐太宗看了之后,一是感动,二是羞愧,于是就把这份奏章的内容写在了自己室内的屏风上,“朝夕瞻仰”,以此来提醒和告诫自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戒奢屏”。
根据史料记载,大约在先秦或西周时期,一种类似屏风的家具就已经出现在帝王的朝堂之中。(《逸周书》中记载:“天子之位负斧扆(yǐ)南面。”)只不过那时候还不叫屏风,而是叫“斧扆yǐ”,或者是“斧钺”,对,你没听错,就是“斧钺钩叉”的“斧钺”。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懂了,这个“钺”,是用来彰显皇权威严的东西,怎么个用法呢?三部曲:先装好一个木框,接着,在木框上裱上绛色的布帛,然后再画上象征皇权威严的钺。
随着朝代的变更,皇帝龙椅后面的屏风也不断变换花样,不过有一点却始终没变,那就是两个字:奢华,毕竟是皇上用来耍威风的东西,不仅要搜罗天下的能工巧匠来制作,而且真的要耗费举国之力。对此,西汉散文家桓宽在《盐铁论》里大加批判,说“做一个漆器的杯子要用数百个人力,做一件屏风要花数万的人力,简直是祸国殃民。”(“一杯椿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其危害亦多矣”。)
不过,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原本皇权专属的“斧钺”屏风逐渐进入了民间。到了汉代,有钱有势的人家都开始摆放屏风,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这时候的屏风,大多用的是木板,上漆,再做上彩绘。纸张发明以后,就开始用纸糊,上面再画上仙人异兽之类的图像。
后来,屏风持续变化,每个时代的构造、题材、材料和工艺都有时代的特色,下面我们就从构造方面来讲讲座屏、折屏、挂屏和桌屏四类。
所谓座屏,一般摆在室内最主要的位置,下面是底座,根据屏风和底座连接的方式,又可以分成可拆卸和不可拆卸两种,不可拆卸的叫“连座式座屏”,可拆卸的叫“插屏式座屏”。
折屏又叫曲屏,也有地方把它叫围屏。就是一种能折叠的屏风,跟座屏不一样的是,折屏的数量大多数是偶数,四、六、八都有。目前发现的传世实物珍品中最多的有十二屏,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人物十二屏风》。
挂屏出现在明朝末期,基本都是成双形式出现,多数是二、四、六挂。跟其他屏风种类不同的是,挂屏没啥功能性,纯粹就是一件装饰家具。
最后一类是桌屏,古人研墨,写字作画,为了防止研好的墨被风吹干,就会在桌上放一块小屏,这就是桌屏,也叫研屏。后来,笔墨用得越来越少,桌屏起初的功能性也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变成了观赏性的艺术品。
总的来说,屏风在宋代以前基本以实用为主,装饰为辅。而到了明清两代,不仅是实用家具,更是室内不可缺少的装饰品。文并供图/杨学涛(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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