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性概念视域下党的全面领导与党的领导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新概念新话语新论断，创新丰富发展了党建标识性概念和话语，进而创新丰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理论。深化对这些标识性概念和话语的认识，不仅有利于发展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党的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而且有利于党在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领导标识性概念的新发展

标识性概念是指某一理论或某一学科必然出现的、有别于其他理论或学科的、基本的独有的语汇。正是通过一系列独特概念揭示出某一理论或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原理和规律，该理论或学科才能成立。也就是说，理论创新和突破首先是概念创新和突破，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和核心是提炼标识性概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许多支撑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标识性概念。毫无疑问，党的领导是其中最重要的概念。然而，标识性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标识性概念的演变既是术语革命的过程，更是理论和实践发展创新的过程。党的领导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其带有历史烙印的标识性概念，每一个概念都反映了对应时期党的领导的理论内容和实践要求。

在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时期创造性提出党的领导的标识性概念——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党的领导则是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关键。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明确提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此时，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已经成为党的领导的标识性概念，并沿用至今。

抗日战争时期直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领导的标识性概念——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了解决某些地方发生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以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以及同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肃清残余敌人、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等繁重任务，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与领导。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被沿袭和继承下来。在特殊的形势和环境下，党的一元化领导成为党的领导的标识性概念，对于协调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步调、建立新中国、巩固党的领导和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领导的标识性概念——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提醒过可能带来的问题，领导一切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事务上的大包大揽。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实践中仍出现了问题。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其重要举措就是通过调整党的领导职能，实现党政职能分开。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直到党的十八大，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都沿用了十二大党章的提法。这一提法对党的领导的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其与实现党政分开密切相连，而党政分开在实践中发生了绝对地、生硬地分开问题，进而导致党的领导的弱化、虚化、淡化。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删除了这一表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领导的标识性概念——党的全面领导。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都重申了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概念。党的全面领导是对以往党的领导标识性概念的继承和超越。继承的是前几个概念中所有至今仍具有巨大生命力的、科学合理的成分，超越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概念因为复杂原因而在实践中产生的弊端。

党的领导力是党的领导新的标识性概念

新时代党的领导理论的创新，不仅有党的全面领导这样标识性概念的新发展，更有党的领导力这样标识性概念的新提出。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党的领导力这一新概念出现在党的话语体系中。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使用了党的领导力概念。此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这一概念，但不是在全党范围内使用，主要是地方党委或中央部门在局部范围使用。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是由一组组标识性概念构成的完整的体系。概念有属种之分，属概念（亦称“上位概念”）与种概念（亦称“下位概念”）相对。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党的领导在新时代的标识性概念，属于属概念，处于党的领导概念体系的上位，包含一整套概念体系，如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原则等。党的领导力新概念的提出丰富了这一概念体系。

在提出党的领导力这一标识性新概念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这一概念的几个下位新概念，即“四力”概念。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四力”，即“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党的领导力和“四力”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的必然产物。

从理论逻辑看，党的领导力和党的“四力”，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找到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党的领导力和“四力”概念，但其相应的思想在他们的学说中有充分体现。如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要完成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有自己的政党，进行有组织、有原则、有理论的领导。再如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后，明确提出领导国家政权的党应当是“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

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增强党的领导力和“四力”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富有成效的党的建设，保证了党的“四力”不断增强，进而确保了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确保了党成为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持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目标指向，是一百多年来党的建设历史给予我们的宝贵经验。

从现实逻辑看，增强党的领导力和“四力”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实现新的使命任务的客观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归结起来就是，党带领人民所从事的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业，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甚少，前进的道路上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此种种，决定了进一步增强党的领导力和“四力”的重要性。

党的领导力概念丰富了党的全面领导的内涵和要求

标识性概念是理论和实践经过沉淀、总结和升华的结果，能够带来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党的领导力及党的“四力”作为党的全面领导下位概念的提出，丰富了党的全面领导理论和实践的内涵及要求，其中有三点尤为重要。

其一，更加重视党的领导成效及其评价和衡量标准。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领导成效及其评价和衡量标准的问题，曾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被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的基本尺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除了人民群众拥护标准外，我们党还提出过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高质量发展标准。可见，我们党对党的领导成效及其评价和衡量标准是重视的，认识是清醒的，只是没有将其纳入党的领导理论体系中。党的领导力标识性概念的提出使这个问题被纳入党的领导理论体系成为必然。就党的领导力而言，衡量其强弱，要特别关注领导成效，并逐步形成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否则党的领导理论就不完整，对实践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其二，以党的领导力和“四力”的增强保证党的领导的坚持和加强。在没有党的领导力和“四力”的概念之前，“党的领导的坚持和加强”对很多人而言，往往只是一个政治原则，其具体体现和要求是不明确的。久而久之，党的领导就会变得抽象模糊。党的领导力和“四力”概念的提出，为改变这一状况提供了理论工具。党的“四力”作为党的领导力的下位概念把党的领导力分解为四个方面，进而使得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更加具象化。党的政治领导力主要体现为党作为领导核心从人民利益出发带领人民群众不断推进党的使命任务的实现，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明确党在特定阶段的使命任务；党的思想引领力就是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党的群众组织力就是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紧紧依靠群众、积极发动群众、有效组织群众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党的社会号召力主要体现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这四个具象化要求的提出，表明党的领导的坚持和加强有了四个着力点或四项职能，离开这四点，党的领导的坚持和加强就会落空。

其三，树立并强化党的领导实现条件的系统性整体性观念。按照党的领导力的构成和形成条件理论，增强党的领导力、实现党的领导，必须树立并强化系统性整体性观念。党的领导的实现包括东西南北中全方位，覆盖各个领域、各项工作、所有群体，贯穿事业发展的全过程。这种领导活动必须由一个组织整体来承担。只有党的组织体系严密健全、各个组成部分都过硬，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增强党的领导力、实现党的领导，不是靠单一的能力条件，而是要靠多种非权力因素的共同作用，也要靠非权力因素和权力因素的共同作用。目前，无论在学界还是实务界，不少人把党的领导力和领导能力等同起来。这是需要澄清的。增强党的领导力，领导能力的提升非常重要。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解决“本领恐慌”问题。但提高领导能力只是党的非权力因素的一个内容，而增强党的领导力、实现党的领导则需要党的多种非权力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进而形成非权力性权威。增强党的领导力、实现党的领导，非权力因素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但也不能把非权力因素的作用绝对化从而否定权力因素的作用。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有教训的。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方面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将我们党的各项非权力因素打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另一方面推进党的领导入法入规，保证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研究”（项目编号：21STA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第四届理事会会长，原中央党校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