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谢觉哉《水灾善后》一文记载,1942年8月24日晚,延安发生了一场特大水灾,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在二千万以上;南关外被冲去市民一百五十八人”。为此,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赈灾运动。
边区政府首先拨急赈款,抚恤因灾死亡者的家属,解决无房居住和缺衣少食灾民的困难;其次动员党政军机关部队学校发扬互助团结精神和济困扶危美德,踊跃捐钱捐粮捐衣。在募捐的粮食中最多的是小米。在8月30日的《解放日报》新闻报道《延市各机关节食助赈》一文中写道:延市各机关,捐款助赈,日来风起云涌,交际处捐出小米四十一斤,款七十五元;民政厅六百七十七元,小米六斗,单衣毛衣各一套;边府秘书处昨日复募得款项二百八十五元,小米六斗,衣服十四件。
为何募捐的粮食只是小米而没有其他粮种呢?原来,边区政府在1937年10月颁布的《征收救国公粮附则》中,明确规定征收抗日救国公粮“概以谷子(去掉外壳就是小米)为标准,谷子以外之别种粮食,均作折价收量”。具体折合标准为:谷子一斗算一斗;麦子四升折合谷子一斗;包谷一斗五升折合谷子一斗;黑豆黄豆一斗二升折合谷子一斗;小豆绿豆六升折合谷子一斗;糜子一斗折合谷子一斗;荞麦一斗五升折合谷子一斗;高粱一斗五升准谷子一斗……
边区政府将小米作为募捐粮食的标准,是因为小米是延安主要粮食作物。俗话说,一方水土种一方粮。延安属半干旱山区,十年九旱,而谷子适应性极强,耐旱、耐瘠薄,具有“只有青山干死竹,未见地里旱死粟”的顽强生命力,因此能在此地存活,且已有四五千年的种植历史,生长旺盛、品种众多。自先秦、西汉军屯时期至明清、民国时期,小米一直都是延安地区的重要秋粮来源。
小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延安人,也哺育了中国革命。1935年10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延安成为革命的大本营,成为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毛泽东曾深情地说:“长征后,我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
在延安诸粮食种类中,除小麦外皆为粗粮,而在粗粮中小米即为粗粮中的上品——不仅产量多,而且口感好、营养高,比其他粮食还“耐吃”。当时有人编“顺口溜”道:小米好,小米好,吃着香,费得少。吃面能吃一斤面,半斤小米管你饱。爱稀你就熬米汤,爱干就把米饭捞。磨成糊糊摊煎饼,满身窟窿赛面包。吃得你吃了还想吃,半夜三更直念叨!民主人士黄炎培来到延安,走在街上看见“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据说,当地人家吃小米,小米很能增加女子内分泌”。他把这些见闻写在《延安归来》一书中的观察日记里,说明延安小米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抗战时期的延安,地瘠民贫,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士兵,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日三餐基本以小米为主食,馒头每周只有一顿,猪肉大约两周一次。作为主食的小米,一般做成小米粥或小米干饭。副食夏秋蔬菜较为丰富,而冬季就是土豆和腌白菜。
艰苦的生活、敌人的封锁,都阻挡不了广大进步青年义无反顾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步伐。来到延安的青年诗人、共产党员柯仲平写下《延安与青年》一诗: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八路军一二九师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在晋东南,战士们看见当地老百姓很少吃小米干饭,而是把小米磨成面,做成多种面食,如米面馍、窝窝头、豆沙包、油茶、米糕、饸饹、汤面饺、葱油烙饼等20多种吃食。他们撰文《小米要怎样吃才好——介绍一二九师XX旅改善伙食的经验》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该文称小米磨成面,比熬、煮、蒸吃要好消化、更养人,同时制作花样多、易调剂。
1941年“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银行开始发行“边币”。一段时间后,市场便出现物价上涨现象。为了不使百姓受损,边区政府直接将小米与物价挂钩。一名国统区记者访问延安后,撰文写道:“那里的稿费,也是极度实际的,每一千字,小米两升。”这里的“小米”是用作稿酬计量单位,可以凭此交换其他商品,并非实物。延安东市区参议员评议边区政府工作说:“现在的物价太贵了,一斗米(小米)过去几块钱,现在涨到几十块。”随后,他们又纷纷道,“但说也奇怪,过去米(小米)虽贱,倒时常饿死人,现在米(小米)虽贵,老百姓不但衣食无忧,并且天天有馍吃,时常有肉吃”。有位诗人赞扬说:延安,是一首朴素的歌。在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41年,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垦荒地。南泥湾不同于陕北其他地方,既有山峁地,又有平川田,战士们既种旱地小米,又试种成功水稻。他们将收获的小米与大米掺在一起蒸,并给这种“两米饭”起了个美丽的名字——“金银饭”。
其实,陕北气候灾害更多的不是水患而是旱灾,像谢觉哉在《水灾善后》中记载的那场特大水灾很少发生。《解放日报》的新闻报道《边区水灾波及十余县市》一文中写道:“边区地处高原,气候亢旱,风雨不时,每年均有大小灾荒,但灾患多的是旱灾,像今年这样大的水灾是几十年来都没有的。”1945年5月,延安遭遇了严重的旱灾,《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紧急动员起来,防旱备荒!》。在防旱备荒运动中,杨家岭机关“在伙食节约方面,准备将每日吃两餐干米饭、一顿稀饭,改为两餐和合饭(即将油、作料均煮在饭内,使成一米杂菜的调稀饭)、一餐干饭。据初步试验:如改用以上饭谱,每日每人可节省小米二两”。而在延安乡村,政府则大力宣传在灾荒年月,一个妇女每顿饭节省一把小米,救了全家性命的故事,在百姓中积极开展“一把米运动”。最终,边区军民团结一致战胜旱灾、渡过难关,谱写了一曲人定胜天的凯歌。
1946年8月,毛泽东在杨家岭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采访。当谈到面对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前景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从此,“小米加步枪”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取得辉煌胜利的精神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小米成为“老延安”峥嵘岁月的温馨记忆:“渴饮延河水,饥餐小米饭。垦荒杜甫川,苦读清凉山。”成为诗人讴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美丽意象:“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山丹丹红来山丹丹艳,小米饭香来土窑洞暖。”成为学者笔下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吃着小米饭,操着天下心,这就是共产党的陕甘宁时代”……
延安小米,这种盛产于陕北黄土高原的耐旱作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被赋予特殊的意义,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延安小米的革命故事将继续鼓舞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谱写积极进取、拼搏自强的光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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