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元时期是我国北方地区陶瓷手工业大发展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各民族政权下的陶瓷制品也是多元一体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位于河北、河南、陕西等陶瓷生产重要区域之间的山西在这一时期创造出怎样的陶瓷文化,又在陶瓷发展史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的考古发现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
霍州窑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陈村,地处汾河西岸的台地边缘。上世纪70年代调查中被发现,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202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联合对霍州窑开展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系统考古工作。发掘面积共计600平方米,呈现出宋末、金、元、明时期的窑炉、作坊等各类重要制瓷遗迹,出土了大量产品残片和窑具,厘清了霍州窑从北宋末期到清代初年的烧造历史,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建立起了霍州窑业历史分期标尺,展现出霍州窑全新的窑业面貌。
霍州窑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明初成书的《格古要论》,书中从古玩鉴赏的角度对霍州窑元代生产的细白瓷产品和定窑的关系做了简要评价。虽只言片语,却将霍州窑与汝窑、龙泉窑、古定窑等名窑并列记载,显示出霍州窑的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北宋后期霍州窑开始烧造,面貌与汾河流域北宋介休窑基本相同。金代霍州窑烧瓷技术迅速成熟,呈现特征迥异的地域性窑业面貌。以细白瓷为主流产品,兼烧粗白瓷和黑釉瓷。以“擦涩圈”叠烧为主要装烧技术,细白胎施透明釉,擦去釉层露出环形胎体,同类器物直接相叠接触,最大限度利用了窑内空间,是保证产量前提下的中高档产品生产策略。以细凸线纹印花为显著装饰特征,纹样题材极富生活情趣,艺术风格活泼而灵动,纹样连续布局或等分分栏布置。印花纹饰中的姓氏标记,表现出以作坊为单位的生产经济形态和强烈的商品生产意识。霍州窑金代细凸线纹印花装饰或疏或密不用边饰,其活泼灵动的艺术风格整体表现出与定窑印花规整、繁密风格迥异的面貌,两者共存、相得益彰。
元代手工业极度发达,文化元素多元,作为元代全国唯一生产细白瓷的窑场,霍州窑表现出很强的包容性、认同性和创造性,产品器形和审美引领了社会风尚。印花效果由细凸线向浅浮雕转变,纹样立体而有层次感。这里生产全国最高质量的细白瓷产品,造型极为规整、做法讲究,追求素白、光洁的视觉效果。
与之适应的是霍州窑独有的核心支烧技术——“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技术”,这是中国古代陶瓷器物内底接触式支烧方法中,所留支烧痕迹最小的支烧方法,是北方地区北宋汝窑官式器物“芝麻钉支烧技术”的延续与创新。这一支烧技术,是综合平衡粘钉自身特性、器物坯体承重、产品洁白外观、产品产量保障、燃料经济性等方面的产物,是霍州窑工的智慧结晶,对古代陶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元代霍州窑产品流布范围广泛,在陆路、水路交通线上皆可见到它的身影,在内蒙古集宁路、燕家梁遗址有出土,在元大都、元中都、哈剌和林古城等地均有发现,表明霍州窑产品不仅供应民间,还销往高端市场,应已进入宫廷消费。元代是霍州窑的高光时刻,在北方地区白瓷窑场生产普遍衰落的形势下,霍州窑成为北方地区唯一生产细白瓷的窑场,也成就了北方地区继邢窑(巩义窑)、定窑之后细白瓷生产的最后高峰,成为元代制瓷手工业的标志性代表。
时至明代,霍州窑生产规模急剧扩大,成为北方地区瓷器产品的重要供应地。大量的日用瓷以化妆白瓷为主,流行白地褐花装饰。纹样题材多样,绘画手法分精粗两类。艺术风格工笔与写意兼具,写实与意趣共存,总体呈现粗料细作的巧思。除日用瓷外,这里生产祭、礼器,是明代祭器的“瓷器化”和“日用器化”的实物印证,深度参与社会精神文化的塑造与传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霍州窑还因其深厚的细白瓷生产技术积累,在明代初年受到官方关注,为明代藩王府烧制高档矾红彩五爪龙纹细白瓷产品。明代霍州窑的烧造方法继承了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传统,唯形态、成分有差,呈现出稳定的支烧技术传统和清晰的演变规律。
霍州窑址发掘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填补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缺环。以印花白瓷、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技术、瓷质祭器、藩王府用瓷为代表的新的发现,让人耳目一新,向世人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霍州窑面貌。明代窑业遗存的开创性工作,对于北方明代陶瓷编年的建立和探讨南北方瓷业格局研究等都具有基础意义。霍州窑印证了中国细白瓷生产中心的转移,填补了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的缺环,是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的高峰和辉煌。
与此同时,霍州窑窑业演变轨迹也是汾河流域宋元时期窑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充分说明处于北方陶瓷手工业主要生产区域——位于河北、河南、陕西之间的山西,凭借其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霍州窑在金元明时期特点鲜明的制瓷成就,不仅印证了山西是北方地区经济中心、手工业生产核心区域,也为瓷业交流、瓷业格局、人地关系、地方社会等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伟大进程的鲜活物质体现和生动诠释。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