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中的学术与治道

学术与治道是历代学人与政治家都关心的话题。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亲历鼎革之变，后隐居山林，发愤著书，晚年写成《宋论》。此书以宋朝的兴盛、衰弱、灭亡为主线，探讨古今兴亡之道，力图从宋朝盛衰转变的历史经验中寻绎政权兴亡的内在逻辑。《宋论》不仅蕴含丰富的历史哲学，也体现了王船山独到的治国思想。
       学以择术，术以行学
　　“不学无术”一词源于东汉班固的《汉书·霍光传》。王船山在《宋论》中提到，北宋政治家张咏让寇准读《汉书·霍光传》，寇准自以为有所领悟，实际上却走上了歧路。王船山借此解释“学术”，“学”有纯有杂，“术”有正有邪，纯正的学问能够让人做出正确的策略，走上光明正大之路。《礼记·月令》中的“审端径术”，《论语》中的“行不由径”，都是让人遵循正道，不走邪路。王船山认为寇准不明白“学术”的真正含义，未能以霍光为鉴，最终罔顾正道，病死他乡。
　　“正学”而后“慎术”。王船山主张，端正学问在先，选择策略在后，学问与策略互相验证。王船山认为《大学》之道，在于“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天下”，与儒家典籍里保存的“正学”一脉相承。伊尹之学，保存在《伊训》里，傅说之学，保存在《说命》里，周公之学，保存在《无逸》里，召公之学，保存在《旅獒》里，都体现着“正学”和“慎术”。用圣贤之学来治国，往小了说，能安顿性命，使人们各得其安；往大了看，能经邦治国，使人们各尽其用；经年累月，能造就和谐，使人们诚心敬意。
　　学术与治道同条共贯。端正学术，然后有家国之治。王船山认为尧舜的学术与治道直接相关，关键在于“以德为之”。尧舜时天下大治，尧虽“无名”，舜虽“无为”，实际上是实行以德治国的策略所自然而然达到的效果。君子以德为治，就要严于律己，为了端正人心，整顿风气，必有所不为。王船山列举道，淫声冶色、贿赂贪污、剧饮狂歌、放浪调笑，君子所不为；赌博游宴、流连昼夜，君子所不容；结交方外、阿谀奉承、卜卦算命，君子所不受。由此才能辨学术、正人心、善风俗、定纲纪，行君子之道，才是治道之本。
       正学成治，真知力行
　　治国之道，不尚空谈。宋代学术发达，有洛学、蜀学、新学等等，不但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在政治上也影响很大，后来都融入了喧嚣的风气，成为议论治道的谈资。宋仁宗时，文人常常口若悬河、指天画地，闹得政局不得安宁。学术的虚假繁荣实际上造成了治国的混乱。在朝的大臣，常常用骇人听闻的议论耸动人主，颠倒国是，在野的人员常常摇唇鼓舌，炫人耳目。其议论虽旁征博引，往往不切实际，纯属袖手空谈；其文章看似颇有道理，常常迂腐阔达，不能施行。众声喧哗的背后，反映出人们内心的惶惑。王船山批评说，仁宗一朝“国事不可为矣”，只有把这些文章束之高阁，国家才能有救。
　　治国之道，不尚清议。自宋神宗以来，清议干扰治国，情形加剧。权臣常以清议互相声援，前有蔡京、王黼、童贯、朱勔，后有吕惠卿、蔡确、章惇，他们前后相继，造成了学术与治道的一并衰败，其影响十分深远。宋朝南渡以后，主战、主和两派的争论从没停止过，清议成为谈论治道的工具。秦桧主和，主战派就批评其丧权辱国；韩侂胄主战，主和派就说其擅权倾轧。但单纯的主战或主和，均为形势所不允许。其结果是，秦桧死后，主战派有符离之败；韩侂胄服诛，南宋无力抵抗，只能坐以待毙。神宗时期，文人用学术互相倾轧，王船山反问道，“天下亦何恃此清议哉？”
　　治道所在，必须真知力行。王船山认为宋朝的终结，是自从尧舜以来，华夏治国之道的沦丧。王船山告诫说，治国要真知力行，才能“治平天下”。真知力行，就要避免浮华空洞，不崇尚意气之争；真知力行，就要去掉虚荣心理，脚踏实地做实事。如果崇尚名位、蝇营狗苟，即便是位列三公，也与草莽匹夫无异，身死以后，只剩下千秋骂名。
       必以实情，斟酌制宜
　　治理之道，必以实情。《宋论》中详细剖析了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和政治影响。王船山认为，王安石破坏了政治纲常，也开启了党争；变法措施造成了贪污腐败，对百姓不利；还破坏了人才培养的机制，导致后来无人可用。王船山评价王安石变法虽过于苛刻，但其主张“学有所得，不敢姑试”，却并非没有道理。王船山认为，所谓治国的“定论”，要从“随时处中”出发，来谋划“自求之道”，不偏不倚，扶危定倾，才能行有所成。“随时处中”要求“君子之言有物”，“物也者，实也”，也就是治理之道，必须从实情出发，符合中道、不能偏激，由此才能建立不拔之基、传世之业。
　　治理之道，必须制宜。治国之道不能违背“天之时”和“民之气”，因此治国的策略不能凭空提出，也不能照搬套用。“思而得之”“学而得之”“行而得之”，都还不够，要考虑周到全面，极尽曲折细微，经得住推敲，才能推行。宋光宗时，朱子做潭州知州，请求实行经界法。经界法“均平详审”，看上去无懈可击，可以放之天下而皆准，但最终“卒不能行”。后来贾似道窃用朱子的经界法，实行公田法，给百姓造成沉重负担，加速了南宋的灭亡。王船山借此要说的是，治国仅靠“思而得之”“学而得之”，是远远不够的。治国的策略，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各种情形而有所斟酌损益，才能落地施行。
　　经界法也有其历史基础，可以从《周官》《孟子》中找到依据。但三代以前与南宋的社会现实，各方面均有所不同，差别巨大，也就不能凭借远古的理论来进行当下的治理。王船山的政治哲学立场是：“政有成型，而刑必滥”，他反对忽视具体情况的机械模式的“成型”。越是一意孤行，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可见王船山是借历史评断来说明治国之道。
　　王船山的历史哲学中蕴含着政治哲学。他在通过历史评判来寻找“求治之资”的过程中，也为其政治哲学赋予了近代因素。王船山思想在晚清的传播与兴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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