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仙舫：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中国第一代纺织实业家

朱仙舫（1887—1968年），江西临川人，中国第一代纺织工业管理专家、实业家。主持创办民国时期江西第一棉纺企业——久兴纱厂，长期从事纺织科学技术研究并编著我国第一部中文纺织科技书籍——《理论实用纺织学》，组织创办中国纺织学会即如今在纺织界颇有影响力的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是为数不多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爱国实业家，为中国近代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著我国第一部纺织科技书籍
　　朱仙舫家境寒微，但他勤学苦读，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生，东渡日本，前往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现东京工业大学）求学。因见到海关贸易统计数字中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纺织品为大宗，因此朱仙舫立志攻读纺织专业，以寻求振兴中国纺织工业之路。1911年学成归来后，朱仙舫应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之邀，前往上海恒丰纺织新局任技术员。他利用自己所学，努力革新旧技术，同时结合中国纺织特色，苦心钻研新技术。因技术出色，朱仙舫先后升任工程师、总工程师、厂长等职务。
　　在上海工作期间，朱仙舫发现我国纺织技术人才奇缺，于是创办了纺织技术培训班。他亲自为培训班编写教义，并时常去培训班讲授最新的纺织科技知识，培养出一批有益于国家的纺织技术人才。在培训班授课时，朱仙舫意识到当时流行的纺织书籍多是日文、德文版，中文版书籍杳无踪迹，这非常不利于纺织技术在国内的传播，于是决定编撰属于中国自己的纺织书籍。他利用业余时间，根据留学所得和当时中外先进科技资料，编著出版我国第一本纺织技术专著——《理论实用纺织学》，并将其作为教材向管理人员传授纺织工艺知识。《理论实用纺织学》的出版，结束了中国只有外文原版纺织书籍的历史，填补了国内中文纺织技术书籍的空白，并被作为辅助教材广泛应用于各纺织专科院系的教学工作中。
　　组织创办中国纺织学会
　　1930年，朱仙舫意识到中国纺织界的人才力量分散，不利于纺织业的深入发展，于是广邀同行倡议创办中国纺织学会。1930年2月16日，朱仙舫等35位发起人先行召集中国纺织研究会筹备会，决定先行发展会员，召开中国纺织研究会筹备大会，而后召开成立大会。1930年3月，中国纺织研究会召开筹备大会，共出席会员107人，决定改“中国纺织研究会”为“中国纺织学会”，以拓宽学会职能。1930年4月，中国纺织学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选举朱仙舫为学会主席。学会成立后，大力提倡“共为学术研求，各以所知贡献诸人人，而广启用”，以交流和传播纺织科技技术、改良和推广纺织技术、培养纺织科技人才为己任，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中国纺织学会的创办首先给当时中国纺织界的学生和人才有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学会章程规定“每年度召开一次会员大会”，截至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纺织学会共举办6届年会，共宣讲论文50篇，内容涵盖纺织机械的改进、纺织程序的介绍、纱厂生产管理、人造丝工业等方面的实用内容，为中国纺织产业发展提供大量对策建议。
　　在朱仙舫的带领下，中国纺织学会先后创办《纺织年刊》《纺织周刊》等纺织技术期刊。1931年，学会开始出版《纺织年刊》，开设论文、技术、调查、杂录、会务等栏目，刊发了许多通俗易懂的纺织技术文章，至新中国成立前共出版10期。《纺织周刊》从1931年开始发行，到1935年停刊，一共发行5卷222期，内容涉及纺织产业的发展、纺织技术的介绍、对国际纺织业的叙述和纺织学著作的连篇介绍。两本刊物，面向纺织行业和大众广泛传播先进的纺织技术，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此外，中国纺织学会还积极提出培养纺织科技人才的主张，并创办纺织学校。1931年，朱仙舫在《纺织周刊》发表《建设上海纺织学校之商榷》一文，从纺织专业的设置、纺织图书的购买、学生的课程设置，以及纺织工厂与纺织学校的关系方面作了详细介绍。与此同时，学会向上海市教育局提交《为沪东沪西两夜校请求核准登记呈上海市教育局文》。后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复同意，1933年1月8日，中国纺织学会沪西纺织夜校正式开学，朱仙舫担任校长，80余名学员正式上课。通过创办纺织夜校，朱仙舫领导的中国纺织学会培养了一批当时急需的纺织科技人才。
　　为解决纺织业危机和实现纺织业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注重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朱仙舫纺织工业生涯的生动概括。他不仅在纺织实业方面成就斐然，在纺织理论方面亦是贡献颇多，先后著有《理论实用纺织学》《纺织合理化工作法》《改良纺织工务方略》等书籍，并撰写相关论文10多篇，其学术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现实指导性。
　　朱仙舫所撰纺织理论文章大致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分析纺织业的危机并提出应对之策。如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加强了对华经济渗透，我国纺织业爆发了“1923年萧条”事件。对此，朱仙舫写就《整理棉业新议》，文中从国际潮流、厘税积弊等7个方面分析了“棉业现势险恶之原因”，而后又从我国的棉花种植、消费市场、劳动力等方面来分析“我国棉业所具之优点”。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朱仙舫提出治本和治标两条路径，治本就是改良生产技术、提高生产质量，治标就是建立棉业金融机关和联合贩卖公所，共同合作来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大实业家张謇看到朱仙舫这篇文章后赞不绝口，认为朱仙舫的分析透彻精辟。
　　不久，日军侵华和1931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引发了中国棉纺业的“1931年危机”。为此，朱仙舫在《国难新年中策进纺织业之建议》中点明日本“占我辽吉，陷我黑省，实现田中内阁并吞我大陆之图”的侵略行径，在棉纺织上则是大力倾销日本产品，危害我民族纺织产业。他希望全社会精诚合作，共赴国难，故他从请求政府和金融界协助棉纺企业、富商大贾勿将银款存到外国银行等5个方面发出倡议，以此抵抗日本的武力侵略和化解棉业的危机。而后朱仙舫又撰写《发展棉业计划》《推进棉业三三计划书》等近10篇文章，具体探讨应对危机之策。这些建议有的放矢，然因为国民政府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并未采纳朱仙舫的意见。
　　另一方面，朱仙舫的著述则是着重探讨棉纺织业的现代化之路。在1934年的《中国纺织工业现代化之我见》一文中，朱仙舫指出当下是国际激烈竞争的时代，棉纺织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就必须走现代化之路，而后他从机械设备革新化、工务商业化、商业工务化、购销统制化和税制保护化5个方面提出工业化的具体操作步骤，“不难进于现代化之纺织工业矣”。抗战胜利后，朱仙舫在《重来上海》中，从原棉改造、人才培养、技术革新等多个方面阐明棉纺织业的现代化之路。1949年，朱仙舫再次撰写《从中国工业化谈纺织工业》，指出棉纺织业工业化的初期，应尽量输出海外，争取外汇，以购买建设工业所需的器材。这些建议后为新中国所汲取，有力促进了我国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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