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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盘山遗址位于安徽省郎溪县飞鲤镇新法村，坐落于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的东岸。遗址北有郎川河流过，郎川河发源于皖浙交界的天目山系，向西北注入南漪湖，然后经水阳江流入长江。因此，遗址可与长江水系、环太湖水系连通，正处于古代中国文化东传西递、南来北往的重要地理节点上。
谱系完整：长江下游连续时间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
磨盘山遗址于20世纪70年代因开掘新郎川河而发现。1981、1985、2003和2008年进行了几次调查和复查，确定为一处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的遗址。2012年6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2016和2023年南京大学联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面积1640平方米，并获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的重大课题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历年来，根据对文献资料和普查资料的研读，以及实地调查，初步确认了南漪湖周边数处同性质但面积略小的遗址。现存遗址区域分为东西两块，总面积约60000平方米。其中西侧区域面积约52000平方米，遗存年代以马家浜文化时期至春秋时期为主，也有少量宋代墓葬；东侧区域面积约8000平方米，遗存年代以商周时期为主。
按照时间由远及近顺序，磨盘山遗址分别含有马家浜文化（距今约6200—5800年）、崧泽文化（距今约5800—5300年）、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钱山漾文化（距今约4300—3900年）、夏商和西周—春秋时期（距今约3900—2500年）的连续近4000年的文化堆积，并发现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土台墓地，发掘马家浜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的墓葬330座。出土可修复遗物4000余件，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铜器、瓷器、硬陶器、原始瓷器等，都可与周边地区进行对比研究。
由上可见，磨盘山遗址延续时间长、谱系完整，是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连续时间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通过对该遗址的分期研究，可以为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谱系研究提供典型范例。尤其是该遗址中处于中华文明探源关键时期的距今6000—5000年间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这一时期正是良渚古国文明开始酝酿、形成、演变的关键时期。
融通东西：促进良渚文明诞生的重要廊道
在马家浜文化晚期，环太湖区域的文化融合开始加剧，各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马家浜文化最西部的西溪—神墩遗址中部有宜溧山地东西隔断，其东为太湖，其西为皖东南地区。而此次磨盘山遗址中的马家浜文化遗存处于目前发现的最西的位置，预示着马家浜文化向更西的皖东南区域扩展，也标志着皖东南地区正式被纳入环太湖区域的文明进程。
得益于马家浜文化晚期的融合趋势，崧泽文化时期形成了“崧泽文化圈”，圈内的各支文化之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范围向西抵达鄂东南地区，向北与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甚至更北的大汶口文化都有联系，向南抵达宁绍平原地区。学界普遍认为，“崧泽文化圈”的凌家滩文化和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证明了古国文明此时已经开始，阶级分化、社会结构和组织能力已相当发达。其中凌家滩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的玉器制作能力为良渚文明的诞生准备了条件，而从凌家滩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分布区通往太湖南部良渚文化核心区的廊道问题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崧泽文化时期的文明形态也尚不清晰。皖东南地区的丘陵、河谷地带就成为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依托。
而位于皖东南地区的磨盘山遗址遗存表明，在崧泽文化时期，磨盘山遗址已成为联系各支文化群体的中心性聚落，起着沟通南北、融贯东西的重要作用。遗存主体以崧泽文化因素为主，同时也发现较多的来自于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大汶口文化、薛家岗文化、龙虬庄文化等周边区域的文化内容，为崧泽文化的加速“古国”化起到了催化作用。结合地理地貌特征，可知此时的磨盘山遗址，通过郎川河流域沟通起了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分布区，成为良渚文明诞生的重要廊道。
连接南北：中原王朝对环太湖地区进行经略的佐证
中原广域王权国家建立以后，夏、商和西周王朝相继对东南地区进行经略，环太湖区域逐渐纳入以中原礼仪制度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而中原王朝对东南地区的经略路线和模式也尚不明确，主要表现在区域空白、时间空白和文化内涵空白三个方面。
中原广域王权国家建立以后，夏王朝就与东南地区的马桥文化建立起联系，其后的商王朝与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和太湖南部的后马桥文化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西周—春秋时期的吴、越、楚等国继续在皖东南地区交汇。因此，皖东南地区成为继续深入认识以上问题的重要区域，而以往这一地区尚未做过深入的工作。
该遗址夏、商时期遗存的发现为认识中原王朝对环太湖地区的经略和青铜时代“中原化”进程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所谓的中原化进程，是指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原地区以外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目前的考古资料证明，夏文化因素主要是通过古中江流域由西向东进入太湖东部地区，商文化因素如何分布于太湖南部地区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现存磨盘山遗址东区发现的大量商文化遗存，证明商王朝采用了与夏王朝不同的进取路线，他们主要是通过皖东南地区进入太湖南部地区的，这也为以前在皖东南地区零星发现的商式青铜器提供了解释。夏商王朝采取不同的经略模式，一方面与当时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纠葛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环太湖流域等环境变迁有关。无论如何，磨盘山遗址的发掘为夏、商王朝对东南地区的经略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路。
总之，磨盘山遗址是皖南地区迄今发现的先秦时期保存较为完好、面积较大、文化内涵丰富、文化谱系明确的代表性遗址。以遗址为代表的皖东南地区一直都是古代文明传播的重要廊道，为探究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在皖南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存在形态、演进方式提供了关键时间、关键区域和关键内涵。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磨盘山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责编：赵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