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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东连太平洋，西接印度洋，周边被大陆和岛屿环绕，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平均水深1212米。南海海底地形从周边向中央逐级下降，由外向内依次发育着大陆架和岛架、大陆坡和岛坡、深海盆地等地貌单元。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就位于其中的大陆坡上，水深约1500米，处在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西北距离三亚约150公里。
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的重大发现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发现于2022年10月，考古探明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完成了遗址三维激光扫描和核心堆积区的摄影拼接，采集了海底沉积物及底部水样，提取出水文物标本约600件（套）。
一号沉船遗址时代约为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由核心区、环形散落区和条形散落区组成。核心区为底部船体和巨量堆叠有序、码放整齐的陶器、瓷器、铁器等货物，长约37米、宽约11米，数量不少于10万件。沉船货物以瓷器为主，包括青花、青釉、青白釉、白釉、红绿彩、黄釉、珐华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造型精美、色彩斑斓的珐华器，包括珐华梅瓶和珐华罐。
二号沉船遗址位于一号沉船遗址东北约12海里处，时代约为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由核心区和散落区组成。核心区南北长约21米，东西最宽约8米，为大量码放整齐的原木，表层可见数量600多根。原木皆呈黑色，经初加工截成一定长度，短者约0.6米，长者近2.5米左右，直径9至28厘米不等，质地坚硬，保存状况较好。采集样品经中国林科院木材研究所检测为柿属乌木，主要分布于印度洋地区斯里兰卡、印度南部、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等热带区域。
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的独特区域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海上重要通道，至少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南亚的海上通道。依据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记载，秦始皇为了“以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不惜发动数十万大军进攻岭南，就是为了南越地区从海外获取这些奇珍异宝。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又派遣使臣前往海外，积极开辟与东南亚、印度洋诸国的海上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自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出发的航线，最终可达印度洋之“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说明当时将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各国联结起来的海上航线已初步形成，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
自此以后，无论是唐朝地理学家贾耽记述的“广州通海夷道”，还是明朝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乃至明清时期的《顺丰相送》《指南正法》等海道针经，应该说都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徐闻、合浦道”航路基础上形成的。正是这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两千多年来古代中国与海外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的双向交流，谱写了不同文明跨越山海的交流互鉴。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大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日趋繁荣。国内外考古发现这一时期较多的沉船就是证据，如泉州后渚沉船、南海I号沉船、韩国新安沉船、印尼印坦沉船等。明清时期，官方虽长期实施海禁，但民间走私贸易却屡禁不止，考古发现明清时期的沉船就多与民间贸易有关。从以往考古发现沉船所处海域看，无论是印坦沉船、新安沉船，还是南海I号、南澳一号等沉船均沉没在近岸浅海区域，处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近岸航线范围内，从未在离岸航行的深远海域发现古代沉船，直到这次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的发现。
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的重要意义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我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时代比较明确（明弘治—正德），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这一发现对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从出水文物来看，一号沉船发现成批量的珐华器，这在沉船中是首次发现，对研究珐华器之外销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珐华，又称“珐花”“法花”“法华”，是一种以陶或瓷土为胎，施蓝、绿、白、紫等各色中温釉，采用沥粉之法勾勒纹样轮廓，二次烧成的器物。民国时，许之衡所著《饮流斋说瓷》中记载：“法花之品，萌芽于元，盛行于明。……蓝如深色宝石之蓝，紫如深色紫晶之紫，黄如透亮之金珀；其花以生物花草为多。”明中期，景德镇地区开始使用瓷胎仿制珐华。一号沉船所见珐华器即为景德镇所产瓷胎珐华，器型为蓝、绿、紫梅瓶和大罐，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考古发现的珐华器历来罕见，沉船发现更是前所未有，国内外各大博物馆藏珐华器又多为传世。因此，一号沉船集中发现一批如此炫目多彩的珐华，说明珐华器在明代中期已成为东南亚、印度洋地区乃至中东地区国家所喜爱的商品。
从发现区域来看，一号、二号沉船是首次在南海深远海区域发现的古代离岸航行沉船，所处位置基本在《郑和航海图》《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等所记载的古代航线附近。一般认为《郑和航海图》形成于洪熙元年至宣德五年（1425—1430年）之间，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后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顺风相送》形成于明代末期；《指南正法》则形成于清代早期。一号、二号沉船属明代中期，处于《郑和航海图》和《顺风相送》成书时间之间，表明其遵循的航线应该就是《郑和航海图》所载航线。因此，一号、二号沉船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而且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
从航行目的地来看，一号、二号沉船是首次同时发现出航与返航的古代沉船。以往考古发现沉船均为驶向国外的出航商船，尚未发现返航中国的商船。这次发现的一号沉船满载以景德镇外销瓷器为主的船货，无疑是前往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地区的中国商船；二号沉船所载船货以印度洋地区所产乌木为主，基本可以确定是从东南亚返回中国的商船。这一进一出的两艘沉船，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历史见证。
从人类海洋文明史来看，一号、二号沉船时代正处于郑和下西洋之后、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初期。弘治、正德两朝（1488—1521年）合计34年，恰处15、16世纪之交，这时距离郑和七次下西洋（1405—1433年）已过去六七十年，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方兴未艾。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因此，一号、二号沉船的发现，不仅展现了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塑造力和持续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界并非欧洲主导的大航海时代一枝独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以中国为中心的南海贸易航线，也在为世界逐步连为一个整体贡献力量，丰富了人类海洋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作者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考古项目负责人）
（责编：赵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