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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秦始皇帝陵园东南部内外城间的K9901号陪葬坑出土了一件坐姿俑，陶俑上身赤裸，下身穿彩绘短裤，短裤的右侧附有一条类似裙摆的饰件。陶俑身上残留白色彩绘。陶俑残高141.5厘米，头部残缺。由于同坑出土的俑多定性为百戏俑，所以大家认为这件俑也应该属于百戏俑。
不过，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件俑的坐姿。
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跪坐蹲居与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一文中，将人类的坐姿概括为四个阶段：坐地、蹲踞、跪坐、高坐。他认为，“事实上人的身体皆好逸而恶劳：坐具发明以前，就人的身体构造来说，蹲踞比箕踞吃力，跪坐比蹲踞吃力。”
箕踞，类似现代人的席地而坐，臀部着地，双腿自然平放，像簸箕一样。荆轲刺秦失败，临死之前，荆轲箕踞以骂，表示对秦王的轻蔑。《韩诗外传》记载：“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孟子有一次回家看见他的妻子“踞坐”，直接就要把妻子赶回娘家。
古人对“坐相”的礼仪要求之繁复，远超今人的想象。古人席地而坐，正常情况下的坐姿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脚后跟上，这种坐姿又称跪坐、正坐、端坐、安坐。商周时期，跪坐是供奉、祭祀和招待宾客的礼仪。
李济说跪坐时代的结束“大概起源于胡床之输入”，胡床是类似马扎的坐具，清人王鸣盛曾指出“汉末三国坐始有胡床”。汉末兴起一阵胡风，汉灵帝喜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但这种现象被讥为“服妖”，认为是后来董卓拥胡兵劫掠长安的不祥之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进而考证“胡床传入中国，大约是在东汉末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场合都可以寻到它的踪影”，在北齐杨子华所绘《校书图》中就有一人坐在胡床上的清晰图像。
对坐姿之于礼仪制度的关系，学者多有论述，可参考的文章很多，此不赘述。K9901号陪葬坑出土的这身坐姿俑，不论是坐于凳子、胡床还是椅子之上，其坐着的特征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可以作为高坐具的早期事例加以讨论。
秦汉时期高坐的例子，还有如1983年在广州发现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其中一件铜提筒的腹中间刻着4组相近的羽人和船纹图案。每艘船上都有5位“战士”，他们大都戴着高高的羽冠并身着羽衣，威风凛凛。其中一位“战士”坐着敲鼓，坐具上有明显的靠背，不知道是不是椅子一类的坐具。学界没有对此展开深入的讨论。
凳子、胡床还是椅子的制作其实都不复杂，选择什么样的坐姿更多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宋代理学家张载就说：“古人无椅卓（桌），智非不能及。圣人之才岂不如今人？但席地则体恭，可以拜伏。”
笔者曾经发表过《试论唐宋时期椅子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椅子发源于西方，其实不止一次地传入过中国，但是未能够很快地在中原地区传播。杨泓认为，“自先秦至汉魏，中原地区人民生活习俗是席地起居，室内铺筵，其上再铺席或低矮的床、榻，供人们日常白昼时坐卧和夜间安眠。正确的坐姿是跪坐，蹲坐、箕踞皆属不恭，不合礼数。待人接物的许多礼节，也都与席地起居的习俗相联系，并进而形成制度。因此，通过丝路传来的高足的域外家具，仅能在新疆地区的遗址寻到一些踪迹，但无法通过传统礼俗的关隘，东传到中原地区”。
杨泓提到，“仅能在新疆地区的遗址寻到一些踪迹”，是指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木椅，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斯坦因在此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都提到了椅子。过去，学者们讨论椅子的时候，经常用到的材料还有敦煌石窟第285窟西魏壁画中的椅子，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椅子图像，画面中一个僧人跏趺坐于椅子之上。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这种禅椅虽然与现在的椅子样式很像，但用途和宋代以后走入寻常百姓生活中的椅子还不一样。
日本学者藤森照信所著《妙趣横生的日本建筑学》一书中，讲到日本战败，美日在东京签署协议的时候，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而闹出的一场外交风波：“在日本世代相传的直接在榻榻米上坐卧，和从欧美传入的椅、桌和床，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第一回合对决中，以欧美方占优势而告终。具体地说，就是日本人作出妥协，在榻榻米上盖上深红色的毛毡，把它装扮成地毯，不知道如何摆放桌子，也勉强摆上，至于椅子，将寺庙里中国式的椅子临时拿来凑合使用了。”
顾涛在《魏晋以降的礼俗与观念变迁——从<北齐校书图>中的坐姿说起》中，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俗与制度结构，在魏晋至唐宋间发生了巨变。从坐姿上看，秦汉以前可称为“跪坐时代”，唐宋以后则为“桌椅时代”，这一转变的中间状态便是“踞坐”的出现。他认为在礼教主义者的观念中，按照膝盖/脚底是否着地为标准，有“跪-跪坐-跏趺”和“蹲-箕踞-踞坐”两个系列的坐姿。这种细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坐姿与礼仪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秦始皇陵出土的坐姿俑带给我们的新思考。
（责编：赵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