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哉风

 北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被贬黄州的苏轼写下千古名篇《记承天寺夜游》，不仅让后世读者们记住了那晚“积水空明”的皎洁月色和“藻荇交横”的竹柏之影，也感受到了苏轼和同为被贬谪的官员张怀民之间难得的默契与真挚的友谊。也是在这一年，张怀民在江畔修建了一个亭子，请苏轼为其命名。苏轼登亭临风，身心舒畅，遂为其命名“快哉亭”，并专门赋词一首作为纪念，这就是词史上著名的《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首词成为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而结尾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更因其雄奇奔放的气势和洒脱畅快的风格而脍炙人口、广为传颂。苏辙读了这首词作后，写下了散文名篇《黄州快哉亭记》，后被收入《古文观止》，千古流传。
　　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曾有三座快哉亭，而且都与苏轼、苏辙兄弟有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在此期间，他修建了一座送客亭——快哉亭。关于此事，苏轼虽然没有留下相关诗作，但苏辙曾作《寄题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其中明确提到“自矜新作超然赋，更拟兰台诵快哉”。苏轼改任徐州知州后，时任京东提刑使李邦直在唐代阳春亭的旧址上重建新亭，苏轼为其命名曰“快哉亭”，并作《快哉此风赋》。密州快哉亭、徐州快哉亭，再加上黄州快哉亭，虽然都名为“快哉”，但内涵还是有不同的。苏轼一生八任太守，密州是第一任，而且是由杭州通判擢升而来，因而密州时期的苏轼积极进取，文风也趋于豪放，“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就是这一时期风格的写照。任密州知州两年后，他改任徐州知州，仕途亦是平稳，所以密州和徐州时期的“快哉”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畅快洒脱之意。而黄州时期，苏轼经历“乌台诗案”之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也因为上书营救而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遭遇人生的重大挫折之后，兄弟二人笔下的“快哉”自然有了更深刻的意蕴。
　　“快哉”一词最早来源于战国时宋玉所写的《风赋》。文中记述宋玉、景差等人跟随楚襄王游玩，有风飒然而至，襄王敞开衣襟迎着风说：“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在他看来，这让人心情舒畅的风在天地间吹拂，人人都可以享受。但宋玉却说：“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苏轼觉得宋玉的这种说法非常可笑，认为他根本不理解庄子所说风是天籁的意思。苏轼的主张是，只要胸中存有“一点浩然气”，就能随时随地享受“千里快哉风”。这种浩然气，“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只要心中存有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胸怀坦荡、泰然自若，就能享受到让人快意的舒畅之风。这种想法他在《赤壁赋》中也有过明确表达：“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后世研究者一般认为，苏轼的思想可谓儒释道融合，兼有儒家的坚毅、道家的超脱和佛家的圆融，其中儒家思想始终是他的精神底色，在《与李公择》中，他表白：“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可以说，正是这种“浩然之气”给予了他无穷力量，即使从云端坠入深渊，他也能从逆境中一次次超拔。“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当生命即将走向尽头，苏轼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这首词表面看似自我嘲讽，其实内里饱含着自我肯定。从黄州“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淡然，到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安然，再到儋州“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超然，苏轼直面困境，走出困境，超越困境，直至发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呐喊，奏出生命的最强音！
　　苏辙对于苏轼有深刻的理解和认同，而且兄弟二人向来有诗词唱和的习惯，所以苏辙写下《黄州快哉亭记》，既是对修建快哉亭的纪念，也是对苏轼在《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流露情感的回应。“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辙非常认同这一观点。在这篇散文中，他认为登临此亭，可以欣赏长江在天地间奔流的辽阔壮美，可以遥想当年赤壁之战中英雄豪杰的豪气干云，这都“足以称快世俗”。面对自然形胜和历史烟云，诗人的内心虽然情怀激荡，然而又坦然从容，“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因外在而激发的“快哉”之感只是暂时，只有内心坦然，才能在任何境遇中都获得畅快之感。包括修筑快哉亭的张怀民，他不因自身被贬谪而患得患失、自伤自悼，而能自放山水之间，坦然自适、旷然超脱。这样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算“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更何况是在山水之间！
　　苏轼、苏辙兄弟如此看重快哉亭，为其赋诗作文，折射出他们对于“浩然之气”的深刻认同。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所提倡的刚毅正大、凛然无畏的“浩然之气”，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都是这种精神的传承。而处于逆境中的苏轼、苏辙兄弟也从这种精神中获得超拔的力量：“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只要心中有浩然之气，人生无往而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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