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民族服饰与胡汉服饰文化交融

在分裂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时期形成的以古朴为总体特征的汉民族服饰文化，伴随东汉政权的覆没而土崩瓦解。而随着徙居华北边境的匈奴、羯、鲜卑、羌、氐等游牧民族先后入主中原，战争和民族大迁徙促使胡、汉杂居，南北文化交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外来异质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相互碰撞与影响，促使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由一元发展转入多元碰撞。这一切，使魏晋南北朝服饰艺术异彩纷呈，内涵十分丰富。
       胡服内渐
　　中国历史上，胡服流入中国肇始于战国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改革。此后，胡族服饰文化源源不断内传中国。不过，秦汉时期，只是戎服及上层人物服饰受影响较大。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直接将本民族的服饰文化带入中原地区。这些民族有匈奴、羯、鲜卑、羌、氐。
　　汉代匈奴人主要生活在北方草原，日常衣装多为用皮韦或旃裘制作的绔褶。褶衣的形制是左衽、绻领、窄袖。匈奴人日常生活中一般都戴帽子。根据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石刻，可以推断他们所戴帽子的常见样式是尖顶帽，多用织物缝制，然后饰以动物皮毛和飘带。此外，匈奴人又有穿靴子的习惯。他们在野外行走、骑马时，多穿皮靴，而在室内闲居时则多穿长筒靴或毡鞋。
　　羯族是以西域胡人为主的民族共同体。羯族早期主要分布在上党、武乡、羯室，后迁徙至现河北区域内。十六国时期，羯人石勒在中原建立后赵政权。羯族的日常服饰情况史书中少有记载。不过，羯人建立的后赵政权宫廷中流行穿绔褶。后赵宫中女子多流行着紫纶巾，穿五纹织成靴。
　　魏晋时，鲜卑一部西迁至河西走廊一带，史称西部鲜卑。早期的鲜卑人日常生活中多穿韦绔褶，腰间上系有带钩、带扣的皮腰带。他们的褶衣为大、小袖子的夹领衫或襦袄，绔为大、小口膝部加缚的裤，多用羊皮做成。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为抵御北方冬季严寒，鲜卑人也穿靴戴帽。
　　氐族人分布在秦陇、巴蜀之间。氐人擅长织布，其织品有絣、纰等，多用麻为质，颜色尚青绛。氐族妇人在出嫁时常穿类似于汉族中国袍的祍露，祍露的缘饰和羌人衣饰十分类似。十六国时期，氐人在中原及关陇地区分别建立了前秦、后凉和仇池政权。羌人主要分布在秦州、雍州、凉州、益州等地，多和氐人杂居，衣饰与氐人类似，爱戴毡帽。
　　除北方少数民族以内迁中原、建立政权形式直接将他们的民族服饰传入中土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西域、中亚甚至是欧洲的使者、商人也通过贡献、贩运、移居的方式将本民族的服饰文化引入中国。相较于褒衣博带的汉服，短小精悍的胡服具有保暖、严整、适于劳动的优点，加之又是外来服饰，具有新鲜感，因而一经传入中土，便在汉族劳动者阶层迅速传播。当然，这还仅是发生在西晋时的事情，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胡服中的窄袖绔褶、蹀躞带、胡帽、胡靴更是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像绔褶这样的胡服甚至流传到南方，被南朝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并普遍穿着。
       胡易汉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服饰因胡汉杂居、便于劳作等原因在汉族劳动阶层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一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后，鉴于他们本族习俗穿着不足以炫耀他们身份地位的显贵，便改穿汉族统治者所制定的华贵服饰。许多少数民族帝王官员开始醉心于高冠博带式的汉族章服制度。如十六国时期汉赵第三位皇帝匈奴人刘聪在当上皇帝后，就规定自大司马以上七公全都“绿綟绶，远游冠”。前赵皇帝刘曜则规定“禄八百石已上妇女乃得衣锦绣”。由此亦可看出，当时移居中原的匈奴女子已喜爱上华丽的汉族锦绣衣物。汉化程度较高的后赵皇帝石勒对汉服的喜欢程度更是自不待言，他在朝会时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当他看到清贫的参军樊垣衣冠弊坏时，立刻擢授其官，赐以钱物。前燕立国后，皇帝的朝服“侔踪虞、夏”，穿用汉服，并规定“皇代永制”。景昭帝慕容俊在位时，规定太子和诸王都戴传统汉族文士之冠——远游冠。前秦王苻坚不仅自己穿用汉服，还曾将汉式朝服作为赠品赐给前来朝拜的车师前部王弥窴和鄯善王休密驮。建立后秦的羌人姚苌称帝后，“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同样使用汉族章服制度。
　　当然，胡易汉服最有代表性的还得数北魏孝文帝的改制。公元486年，身为鲜卑人的孝文帝首先自己开始穿着衮冕。494年，已迁都洛阳的他开始着手改革鲜卑人的衣冠制度。495年，在他接见群臣时就班赐百官冠服，以代替传统胡服，并诏令全国上下禁止穿鲜卑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考古发现的北魏宁恕暨妻郑氏墓窟画像，就反映了北魏孝文帝提倡汉化后的服装风格。画像中的男子头戴笼冠，身穿曲领大袖衣、裙裳、笏头履、大带、笼冠旁插簪导，并有饰物自冠顶弯曲至额前。他的侍女梳双鬟髻，穿大襦裙，外套两裆，腰束缙带，穿笏头履。不过，受民族文化习惯影响，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服饰汉化政策并不彻底，当时有许多人都不遵诏令，依旧穿着他们的传统民族服饰。甚至连孝文帝的太子都率先反对，并私着胡服，从洛阳偷偷逃回平城。太子的抵抗之举令孝文帝十分恼火，遂将太子废为庶人。孝文帝之后，许多北魏鲜卑人又开始恢复胡服，只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把汉服和胡装搭配着穿。
       碰撞与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入及西域、中亚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加深，促使汉族服饰文化与外来异质服饰文化间产生激烈碰撞。当然，这种激烈碰撞是相互的，其直接表现就是对对方服饰文化的反对、排斥与抵制。一方面，当汉人穿着胡服时，会招来反对。如魏文帝曹丕身为皇太子时，有一次穿着绔褶出去打猎，就有人劝谏他不要穿。当魏明帝曹叡戴着刺绣小帽，穿着白纱胡服半臂召见群臣时，大臣杨阜就直言相问：陛下，你穿这种服装，我们该用哪种礼法呢？明帝被问得无言以对。其实，杨阜言外之意是说魏明帝不应穿着不符合汉族礼仪的外族服饰，这显然是对胡服的排斥与反对。另一方面，当胡人改换汉族服饰时，也会招致抵制。如北魏孝文帝颁布易服令后，北方许多鲜卑人持反对意见。其实，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胡汉两种服饰文化之间的碰撞从未停止过，它们或者以明争方式，体现在南朝和北朝不同的文化主体之间，或者以暗斗方式，体现在一朝之中的贵族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之间。
　　不过，在碰撞之余，魏晋南北朝胡汉两种服饰文化交融却是时代主流。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胡、汉杂居，南北文化交融逐步加大，服饰艺术在多民族之间互通互鉴。中原地区的汉族普遍学习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优点，北方少数民族也由上而下对中原汉族服饰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抛弃本民族传统的服饰，以汉民族服饰取而代之。汉民族学习少数民族服饰，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学习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制作的基本风格，即紧凑合体、利落实用。如魏晋时期妇女的服装，由于注意吸取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中的一些神韵，体现出了更为突出审美的实际效果。如上身穿一种衫、襦，下身穿一种腰身紧凑合体、裙体下摆敞阔、袖筒宽松肥大的裙子，这种裙子裙长及地，带有飘逸感。就连深衣也在腰部加了围裳，从围裳伸出的长飘带也为女性增添了妩媚。
　　二是学习借鉴北方少数民族一些具体实用的服饰形制。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比中原地区那种宽衣博带的穿着更为实用、更为经济，同时又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如前文述及的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地区广泛流行的绔褶、两裆、半袖衫都是从北方少数民族传入的。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还会充分利用簪钗、步摇、梳篦、指环、耳坠、金奔马饰件、金花饰片等来与上述衣装相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美的魏晋南北朝妇女还学会了使用假发来编制各种发式，如编成飞天髻、灵蛇髻、盘桓髻等等，这些都极大丰富了汉民族的服饰内容。
　　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学习汉民族服饰主要表现在：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首领大多改革衣冠，承袭汉人服章制度。二是像北魏这样推行汉化政策的少数民族直接改穿汉人服装。三是一些少数民族借鉴汉族服饰优点，改革自身民族服饰。如出土北朝文物就有右衽胡人的形象，也出现过大袖衣衫的胡人形象。这些服饰形制都是有悖于胡人传统服饰习俗的，明显地吸纳了汉服衣饰制作的某些特点。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大时代背景下，胡汉服饰文化既相互碰撞又相互交融，并为这一时期中国服饰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