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倍仲麻吕：盛唐皇家书库的秘书监

兰台翰墨，盛载千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对世界不同文明兼收并蓄，为文明发展不断注入活水，是成就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书籍文献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增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在我国对外典籍交流的历史上，涌现出无数人物，阿倍仲麻吕就是其中的一位。
　　阿倍仲麻吕（698—770年），全名阿倍朝臣仲麻吕，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入唐后改名朝（晁）衡。他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担任秘书监等官职，负责管理浩如烟海的皇家藏书。阿倍仲麻吕既是大唐盛世藏书的见证者，又是中日文献典籍交流的推动者，为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作出重要贡献。
       高中进士的“外国留学生”
　　盛唐时期，我国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威远播。“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风气贯穿整个社会。为了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日本不顾当时海上交通的艰难险阻，选派国内最优秀的人才组成遣唐使团渡海赴唐。遣使入唐被日本朝廷视为“国事”，二百多年间，日本共派出19次大型入唐使团，包括使臣、留学生、留学僧等。“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遣唐使不只是日本国的外交使节，更肩负着重大的文化使命。他们全面学习吸收唐朝文化，包括政治、律令、礼乐、语言、天文、医学、技艺等各个方面。
　　大唐开元年间，年仅19岁的阿倍仲麻吕被选为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成员，乘船到达了他日思夜想的长安城。翌年十月，遣唐使团“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归”，为日本带回了大量汉籍诗文以及佛经等；但“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晁）衡”。
　　阿倍仲麻吕留恋大唐的繁华景象，决定长住长安继续深造。他入国子监太学，与贵族子弟一道，在最高学府攻读《礼记》《左传》《诗经》等经典。他聪颖勤奋，敏而好学，熟读经史子集。太学毕业后参加科举，阿倍仲麻吕一举考中进士。
　　阿倍仲麻吕通过唐朝科考成为进士。进士是高等文官仕补，要求深通天下大政，长于诗文，就是本土人士也只有少数才能优胜高中，连李白、杜甫都频频应试却屡次落榜。阿倍仲麻吕作为一个外国人，取得进士的桂冠，可见确有出类拔萃的学识文采。
　　中举后不久，阿倍仲麻吕被任命为左春坊司经局校书，负责校刊经史子集，辅佐太子李瑛研习学问。校书郎是一个要求文学兼优的美差，也是及第举子仕途起家的良选。阿倍仲麻吕在职期间辛勤校刊书籍，与友人漫步纵谈学问，好友储光羲描写他“吾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出入蓬山里，逍遥伊水傍”。此后历任门下省左拾遗和左补阙、仪王友、卫尉少卿、秘书监兼卫尉卿、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等官职，大部分都是与整理藏书相关的文职。其中以秘书监职务最为人所称道，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首位外国人担任皇家书库秘书监的先河。
      皇家书库的秘书监
　　秘书省，是古代中国管理官方藏书的机构。秘书省制度源于上古史官，在东汉时期正式设立秘书监，西晋时独立成为与中书省并立的机构。秘书省作为国家图书收藏和管理机构，职司图籍购募、整理、庋藏等工作，在唐代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代秘书省的最高长官叫作秘书监，从三品，掌经籍图书之事，领著作、太史二局。秘书监的任命对学术和文才的要求甚高，需“学资流略，词兼典丽”“沉郁成章，丽而有则”才能当选，魏征、虞世南、颜师古、马怀素、贺知章、颜真卿等名人都曾担任过秘书监。
　　贞观元年至玄宗天宝十四年是唐朝图书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朝廷发动了大规模的校书、写书和编目活动，形成了“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的景况。天宝十一年（752年），54岁的阿倍仲麻吕就任秘书监，成为第一个担任大唐秘书监的外国人。
　　阿倍仲麻吕任职期间积极活动，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引导日本遣唐使认识中国典籍。就任秘书监的当年，日本第11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等人率使团到达长安，受到唐玄宗接见。为了增进日本友人对中国的了解，唐玄宗特地安排阿倍仲麻吕为向导，引领日本使团参观长安大明宫的皇家书库和收藏儒、道、佛三教典籍的三教殿，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典籍。
　　后期安史之乱使图书事业遭受巨大损失，阿倍仲麻吕一方面尽力补充整理秘书省藏书，一方面协助朝廷物色新的秘书监人选。晚年他举荐了称职的接班人——遣唐使藤原清河，大唐的图书事业也随着政局的安定而很快复苏。
　　阿倍仲麻吕仕唐五十年不曾归国，为唐代典籍文化的繁荣和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奉献了一生。他擅长诗词歌赋，常与好友王维、李白诗歌相和，其诗篇《衔命还国作》：“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深切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留恋之情。
       中日汉籍交流的“樱花使者”
　　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上，唐代汉籍的东传是一大景观。据日本9世纪末编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所存的汉籍有1579部，16000多卷，大致已经摄取了隋唐宫廷藏书的一半左右，大部分是由日本遣唐使遍寻求购、抄写后带回的。日本遣唐使携书归国场面盛大，有诗赞云：“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
　　阿倍仲麻吕虽然一生没有回到故乡，没有直接向日本人民传授中国文化，但他推动了大量唐代汉籍的东传。他帮助购买了大量政治、文化、经济、建筑、科学、天文、历法等书籍，通过遣唐使团送回日本，比如通过他的少年好友、遣唐副使吉备真备，把大唐先进的《大衍历》传入日本并进行历法变革，传入《唐礼》以确定日本朝廷礼仪等，为日本正在进行的大化改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他还促进了两国学者的交流学习，如鉴真和尚五次东渡皆未成功，但在阿倍仲麻吕等人的真挚邀请下，第六次终于成功到达日本，传入佛法、中医、书法、雕刻等典籍和技艺，对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汉籍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漂洋过海，为日本所借鉴和吸收，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日本现存的唐代汉籍，不仅是中日友好交流的历史象征，更是对如今的文化挖掘与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有些典籍在国内已散佚或遗失，但在日本却能找到保存完好的善本。这些“中国典籍异乡孤儿”的发现和回流，对研究我国古代典籍历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阿倍仲麻吕少小离乡，结发游圣，负笈辞亲，名成太学，而后终生留仕长安，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唐朝图书事业。1972年，郭沫若《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一词中写道：“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
　　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为中日典籍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他担任皇家书库的秘书监的这段史实，也在源远流长的藏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