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情报战

导语：转战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中，在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数度濒临生死危局，却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要么在敌重兵包围的狭小缝隙间穿插迂回，要么及时跳出即将合拢的包围圈，要么绕开严阵以待的堵截，要么甩掉近在咫尺的追兵。红军料敌如神、毛泽东用兵如神，究竟有什么克敌制胜的法宝？本文将为您揭秘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情报战，讲述“万水千山只等闲”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长征未出发之前，情报战便已打响。而多年后，毛泽东把长征比作“走夜路”，将长征路上卓越的情报工作誉为“走夜路的灯笼”。

促使中央红军加速战略转移的重要情报

1934年9月，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拟定的“铁桶计划”，集结百万重兵，欲对中央苏区突然实施包围，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半径达300华里的远程包围圈，然后逐步压缩，令各部队每推进一华里建一道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筑一道碉堡线。铁丝网和碉堡群之间布设雷区和交叉火力网，预计6个月后可进逼瑞金，届时瑞金将被300道铁丝网和30道碉堡线重重包围。

“铁桶计划”的实施细则和附件重达三四公斤，从动员令、“剿共”守则、蒋介石语录，到兵力部署、战斗序列、行进路线，并对各部队须于何时到达何处，铁丝网何处预留缺口、何处安装鹿砦、拒马，何处设置弹药库、补给点、战地医院等都作出了详尽布置。面对这份“无一遗漏”的“剿共”计划，蒋介石踌躇满志，只待收网“围歼”红军，毕其功于一役，却不料，牯岭会场上一个并不起眼的人物，让他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这个人就是被特邀与会的庐山脚下德安专区的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青年时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民国建立后曾参加东征等多个战役，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升任粤军第十一师师长。廖仲恺被刺后，蒋介石逼走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缴械遣散了许所属的莫雄十一师。莫雄对蒋介石打击异己的行径极为愤慨，先后多次参与反蒋行动。后闲居上海，遇到旧部原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哑佛，并通过刘结识了共产党员卢志英和项与年，刘、卢、项彼时均为特科成员。在三位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莫雄思想逐步转变，认定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开始矢志不渝地暗中帮助共产党。获任江西德安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后，莫雄即任命刘哑佛为专署主任秘书，卢志英为参谋室主任，项与年为情报参谋。

牯岭会后，莫雄将“铁桶计划”交给这三人，三人看后大惊，立即摘编计划要点，以特急电报发送党中央。随即又将详细内容密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熟悉地形道路、精通江西话、客家话的项与年自告奋勇，乔装成教书先生，前往苏区送情报。即将抵近瑞金之际，项与年担心教书先生的装扮恐怕难以闯过敌人的严密盘查，毅然用砖头敲掉四颗门牙，改扮成乞丐，又一路风餐露宿，才平安地把“铁桶计划”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就这样，牯岭会后一周，中央红军撤离苏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此时，离敌人完成对苏区的合围仅剩两周时间。

在项与年报送情报之前，党中央综合各渠道情报，已经获悉蒋介石欲重兵“围歼”红军的企图，并特派潘汉年、何长工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达成互借通道等五项协议，开始为战略转移预作准备。“铁桶计划”的获取，为党中央进一步坚定战略转移的决心并加快战略转移的步伐，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1996年7月，习仲勋同志亲自为《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一书作序，其中写道：“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走在长征队伍最前列的侦察尖兵

看过金一南将军所著《苦难辉煌》的读者，一定不会忘记书中浓墨描述的红军长征“先锋的先锋”、开国中将刘忠和他率领的红一军团便衣队。作为全军侦察尖兵，刘忠在长征之前却从未做过侦察情报工作，是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长征前夕的1934年6月，他由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直接受命于军团参谋长左权。1934年10月初，刘忠奉命率部渡过赣江，对信丰、南雄、南康、崇义一带进行侦察，查明了敌兵力部署和碉堡工事构筑情况和地形道路，并绘制略图报送军团首长。刘忠在其回忆录《从闽西到京西》一书中写道：“左权参谋长虽没有直接说明，但我心里明白这次是为战略转移作准备的侦察。”刘忠回忆，他率部横渡湘江，11月27日上午派参谋化装进入全州侦察，发现城防空虚，只有民团，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红军如能利用敌人这个防御缺口迅即控制全州这一江岸重镇，渡江的通道就掌控在自己手里了。刘忠当即面告红一军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再三建议二师五团不失时机迅速渡过湘江，抢占全州。李则坚持报军团批准后才能行动。当日下午2时，军团回电命令进占全州。4时，刘忠率侦察分队抵近城郊，发现湘军前卫部队刚刚控制了全州，并在城外占领了阵地，布设了警戒。

一份情报无论其自身多么有价值，都必须及时转化为战斗成果，才有可能改变战局、决定胜负。刘忠率部侦察捕捉到的难得战机就这样得而复失了。金一南痛惜地写道：“就差了这么一点儿，真是差之毫厘，但失之千里。”“红军在湘江之战中所以损失巨大……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未能坚决抢占全州，也是其一。”

从瑞金出发，到抢渡湘江、强渡乌江，到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直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会宁，刘忠率部始终走在长征队伍的最前列，侦察敌情，破袭、迷惑、钳制敌人，掩护大部队行动，出色完成了为红军侦察引路的重任。

“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长征路上屡屡建功、备受赞誉的红军情报部门，首推曾希圣任局长、主要负责密码破译和侦听的军委二局。毛泽东后来曾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刘忠率部侦察发现的敌湘江防线缺口这一重要情报，军委二局也获得了，且时间更早，内容更确切详尽。11月22日、24日，二局接连截获、破译了蒋介石发给何健和何健发给所部的两份密电，掌握了李宗仁已令桂军从全州移防恭城和何健所辖湘军尚未抵达全州补防的准确情报。这份情报意味着，蒋介石的湘江防线从兴安至全州一段出现了一个宽约50公里的缺口。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甬道式行军和中央机关拖带着的“坛坛罐罐”大大降低了红军的机动能力，以至于两天后即27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才渡过湘江。因此，与刘忠所获情报的结局一样，二局所获情报同样未能转化为战场行动。两种不同侦察手段相互补充、交叉印证的获情优势，并未能改变红军蒙受重大损失的命运。

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正是依据二局获取的情报才得以实现的。渡过湘江后、到达通道前，二局截译敌人密电，获悉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前方布下四道封锁线和五倍于红军的兵力，张开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去钻。得知这一情报后，毛泽东在中革军委紧急会议上建议放弃前往湘西，改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则仍坚持前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因有二局情报支撑，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通道转兵得以实现。此后召开的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会议还决定适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占领遵义后，中央之所以能够下决心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且从容不迫地一连开了3天，也得益于二局的情报。二局截译的各路敌军行进路线和速度表明，敌军主力距遵义尚远，展开新一轮围攻约需两周左右。二局这一情报，同时得到了部队侦察的印证。这样一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上就有了充分保证。红军最终在此休整了12天。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得意之作，也是二局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前，二局侦获敌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正向红军围堵而来，乌江北岸敌军距红军渡江地点只有15公里，南岸敌军距红军渡江地点不过23公里。红军如按原定时间、地点渡江，极可能重演湘江血战的局面；如转兵其他方向，又将陷入敌人四面包围。军情十万火急，而红军又苦于如何摆脱险境。

就在这时，曾希圣提出一个大胆而巧妙的建议：利用二局掌握的敌军密码和电文格式，模拟蒋介石的口吻给周浑元、吴奇伟发报，将两部调开。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拍板同意，指示假电报不能太离谱，只要能让周、吴两部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前进，就能达到迟滞其行进速度的目的，从而为红军渡江赢得时间，同时也符合蒋介石的总体意图，不致引起怀疑。曾希圣遂拟定发出假电报，周、吴两部果然“依令而行”。红军终于避免了又一场血战，顺利南渡乌江摆脱围堵。叶剑英后来回忆红军四渡赤水后在龙里、贵阳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穿插时感慨地说：“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中央军委特派员策应红军转兵贵州

1934年12月，黎平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确定红军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之后，卢志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特派员，奉命先期前往贵州，秘密考察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和可行性，为艰苦转战中的中央红军寻找新的落脚点。为此，卢志英迅速展开情报工作，重点搜集黔军部队番号、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以及地方武装、绿林力量等情况，了解贵州山川河流、地形地貌、交通要道、军事设施等兵要地志情况，调查人民生活、粮食生产、燃料水源及土豪劣绅压迫劳苦大众等情况。经综合分析评估，卢志英于1935年春夏之交向上级呈送评估报告，明确提出“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似难实现”，为红军长征正确地选择下一步转战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

1935年3月，蒋介石将莫雄调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将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划归莫雄统辖，以加强对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围堵。莫雄遂任命卢志英为毕节行政督察公署总务科科长兼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成为仅次于自己的二号人物，为其从事秘密工作提供便利。3月底，红军主力南渡乌江，摆脱敌军在黔北的包围，进军黔南。卢志英奉命策应红军转战，他以“回上海探亲”之由向莫雄请假一个月，很快与红军先头部队取得联系，凭借在贵州人地两熟，协助红军走过情况复杂的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于4月下旬离开贵州进入云南。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战略转移，卢志英再度奉命策应。12月，二、六军团挺进毕节前，专门负责在毕节一带“剿共”的敌六十三师成为红军最大威胁。卢志英利用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惧怕红军的心理，成功“劝”其“移防”别处，从而大大减轻了二、六军团的军事压力。随后，卢志英又与莫雄密切配合，用一出“空城计”把毕节城内的保安部队调到城外。为此，卢志英编了一个假情报，说二、六军团正向遵义方向行进。莫雄心领神会，假戏真做，以“堵截共军”为由，把保安部队调到城外十多里的山沟，二、六军团兵不血刃进驻毕节，在此从容休整数日，补充了5000多名新战士和紧缺给养。

决定长征归宿的一次化装侦察

1935年9月，红军打下腊子口后，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连长奉命到军团部受领任务。参谋长左权下达了即刻前往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的命令后，说：“等会儿，毛主席还要给你们亲自布置任务。”毛泽东走过来说：“我只补充一点，就这么一点点。你们想法给我搞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这可是个特殊任务哟！”随后，他用浓重的湘音又强调了几遍：“找近期的报纸。”

侦察连连长随即率部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哈达铺，迅速控制了当地保安队伍。本以为会在邮局轻易找到报纸，结果大失所望，邮局里仅翻出几张已经发黄的老报纸。幸好国民党军鲁大昌师的一名军官从省城经哈达铺回岷县驻地时被俘，侦察连从他随身行李里搜出用旧年画包裹着的一大捆报纸，有《山西日报》《大公报》等，都是8月份出版的。多年后，曾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我们得到了一张《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毛泽东接到报纸喜出望外，表扬侦察连立了大功，说侦察连这次出去收获最大，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他还专门交代，以后侦察连每到一处，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找“精神食粮”。

随后，毛泽东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向陕北根据地挺进。

聂荣臻回忆：“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召集第一、三军团和中革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北上……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最后毛泽东同志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并告诉大家，从现地到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不过七八百里了。”[7]就这样，一则公开报道变成了重大情报，一次战术侦察发挥了战略作用。此后，这位侦察连连长一路成长为人民军队一员虎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他指挥所部穿插三所里、龙源里，抢占、死守松骨峰，为扭转整个朝鲜战局起到重要作用。他就是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嘉奖电最后亲笔写下“第三十八军万岁！”三十八军从此有了“万岁军”的美誉，当年的侦察连长成了“万岁军”的军长。

徐向前元帅生前曾对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健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而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8]

重温毛泽东那首家喻户晓的《七律·长征》，“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意背后，也蕴含着情报工作不可磨灭的贡献。项与年、卢志英不计生死的谍报活动、军委二局高超的无线电侦察和刘忠、梁兴初为代表的部队侦察，在长征路上交替登场，贯穿始终，形成了多种侦察手段相互补充、交叉印证的立体情报体系，源源不断地为党中央决策指挥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为夺取长征彻底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