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见中华文明

学者季羡林曾说，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先民的一把骨梗玉刃镖，开启了中华民族8000年的用玉史，自此，玉器作为延续文明血脉的重要物质载体，见证了广袤中华大地上历史的演变和文化的发展。

考古学者普遍认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曾经还存在过一个辉煌的玉器时代。这一时期，中华文明沿着东部海岸，从北向南形成了一条神秘的玉石文化带，起辽河，走黄河，贯长江，经太湖，达珠江，沿途分别在辽河流域形成了红山文化，在山东半岛催生了大汶口文化，在江浙平原孕育了良渚文化，在珠江口岸兴起了石峡文化。在这条宽广的玉石带上，中华先民对宇宙的探知、对生死的思索，在一块块温润皎洁的灵玉之中贯通天地。

1971年，内蒙古三星他拉村村民张凤祥在修理梯田时，一铲子竟铲出个“铁钩子”，七八天后，“铁钩子”在阳光下不可思议地泛出了光泽。之后，这个不起眼的“铁钩子”被翁牛特旗文化馆征集，在那里一躺就是13年。后来，随着红山文化考古遗址的不断挖掘，这件神秘的钩形器经考古学家苏秉琦鉴别，为红山先民雕刻的早期玉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好、体型最大的龙形玉器，被赞誉为“中华第一龙”。

这件玉雕龙整体呈墨绿色，原材料是中国古代四大玉矿之一、辽河流域的岫岩玉透闪石。玉雕高26厘米、宽21厘米，剖面直径为2.3厘米至2.9厘米。龙身呈卷曲状，如蟒蛇；头部似猪，吻部前伸上翘，鼻端平齐，双目外挑；背部长鬣飘扬，尾部卷起，动感十足；龙背中央穿孔，若系绳悬挂，头尾刚好保持水平，足见工艺之精心。此玉龙出土地是举行大规模祭祀的场所，玉龙正是新石器时期红山先民原始崇拜的礼制用具。

北红山，南良渚。上古礼玉中，同样令人神往的还有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王”。1986年，考古人员在反山第12号墓坑中发现了一件重达6.5公斤的神人兽面纹玉琮，琮身高8.9厘米，上宽下窄，内圆外方。琮体四面中间有直槽，各槽分别琢刻呈上下排列的两面神人与兽面复合图形，转角四周同样布列上下四组简化版兽面纹。琮上神人形象宽鼻巨口，圆眼重圈，头戴羽冠，整体以浅浮雕与阴线刻两种雕刻技法完成，塑造了良渚玉器特有的线条美。这件玉琮出土时，被平正放置于墓主人头骨的左下方，显然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玉制礼器。

“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釭。”这是《说文解字》中对于琮的解释。玉琮独特的造型正是古人“璧圆象天，琮方象地”及“天圆地方”等观念的落实——内圆为天，外方为地，方圆相通，天地贯穿。为了离天更近，良渚先民还将墓台垒筑增高，以便获得来自神明的意志。可以想象，4000多年前的一天，阳光明媚，长江下游的肥沃土壤又一次为良渚先民送来丰收的喜悦，祭台之上，巫师伸出双臂，高举玉琮，沟通天地……

礼玉之风在中华大地传承延续，经历夏商周，至汉代抵达一个巅峰。两汉是目前出土玉器最多的时代，这与当时盛行的玉殓葬风俗密切相关，而汉代高度发达的葬玉制度，也是上古礼仪用玉职能的延伸与发展。《抱朴子》有言：“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不朽。”以玉殓葬，保尸身不腐，求灵魂升天，是汉代皇族贵胄的梦想。以玉衣、玉琀、玉握、玉九窍塞、玉枕、玄璧、镶玉棺等为主要内容的葬玉在两汉墓葬中经常出现，其中最著名的当为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窦绾夫妇的“金缕玉衣”。

经魏晋南北朝过渡，到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变得更加理性，此时的玉器逐渐开始挣脱神秘的枷锁，走向世俗社会。唐以后的墓葬中很少再有玉璧、玉琮、玉圭等玉制礼器出土，代之以大量的玉制饰品、玩物、器皿等。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玉器进一步向普通民众下沉，创作更加灵活，题材更加丰富，工艺更加精巧，且受当时书法绘画高度发展及佛教盛行的影响，铭经刻词之风在玉器上颇为流行。至此，佩玉、藏玉、赏玉、爱玉、崇玉，逐渐成为达官显贵和市井百姓共同的追求。

北京北海公园团城承光殿前的玉瓮亭中，陈列着一件雄伟壮丽的大型玉雕容器——元代“渎山大玉海”。该容器通高0.7米，口径最大处达1.8米多，周身浮雕精美，利用玉石天然形成的黑白纹路，渲染海浪的起伏变化和动物的生动形象，但见波涛汹涌间，螭龙破水而出，虾兵蟹将嬉闹周遭，似在相约龙宫拜王。

相传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蒙古军在战争中得到一块极为罕见的巨型玉石。玉石重达5吨，质地细腻光滑，色泽温润，青绿带黑，让忽必烈极为振奋。彼时，他正经风历雨，蒙哥大汗死后，他在同弟弟阿里不哥的汗位竞争中惊险胜出，为了酬将士、宣国威、表功德，他下令以此玉石打造一件大型酒瓮，以便众将开怀共饮。这就是“渎山大玉海”的来历。元明清迭代间，这件大玉海多次辗转，曾一度销声匿迹，后被嗜玉成痴的清高宗乾隆找回，经过修复，放置在北海团城。关于“渎山大玉海”的名字，乾隆皇帝考证判定，“渎山”乃琼华岛别称，四面环水，故称“渎”。然而，经现代专家检测，大玉海的原料出自河南南阳独山玉矿，从“独山”到“渎山”，不过是忽必烈当年的一个“谐音梗”。

明清两代是玉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涌现出一批身怀绝技的琢玉大师，他们的雕琢手法及作品在当时极负盛名、影响深远。“略有风情陈妙常，绝无烟火杜兰香， 昆吾锋尽终难似， 愁煞苏州陆子刚。”这是明代才子徐渭的一首诗。陆子刚（又称陆子冈）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苏州玉匠，诗中所谓“昆吾”是他独创的精工刻玉刀，秘不外传。明清年间，只要哪件玉作上刻有“子刚”或“子冈”款识，那就等于是掌握了“流量密码”，必定身价大增。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子刚”款青玉合卺杯、“子冈”款青玉婴戏纹执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子刚”款白玉簪、“子冈”款白玉海屋添筹方盒等，都是举世闻名的子刚玉（子冈玉）。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为贺“故土新归”，乾隆帝特赐名“新疆”。之后清廷垄断昆仑山玉矿，对和田地区采取玉禁，专供皇家开采。据说当时的玉石官都是拿着册子站在白玉河岸，随时记录每一名采玉工弯腰的次数，以防隐瞒不报、私自藏玉。乾隆帝对和田玉近乎痴迷的钟爱，为琢玉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环境，也将清代玉石文化发展推向高潮。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三大玉作基地，分别是北京皇家宫廷玉作、以大型山子类玉雕见长的扬州玉作、以小件精雕闻名悠久的吴工苏作。乾隆帝尤崇苏作玉雕，曾多次征召苏州籍玉工到如意馆雕琢和田玉。现存清宫旧藏玉雕，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乐寿堂“大禹治水图”玉山、和阗白玉错金嵌宝石碗、白玉羊首耳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翡翠白菜等，件件精美卓绝、匠心独运。

玉的世界，天戴其苍，地履其黄。“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是《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中对于玉与天地四方的勾连与规划，承载了古人朦胧的宇宙观和文化思想。“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中国形象，在玉龙玉琮的沟天通地中，逐渐清晰明朗、传播四方。几千年过去，今天的我们仍能在玉石的方寸天地间，读懂祖先的意念，领悟古人的智慧，听见历史的回声，“玉见”最美的中国。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博士后）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