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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历史悠久，文脉绵远，是古人类重要起源地、楚文化发祥地、三国文化富集地，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始人”“郧县人”化石，实证了东方人类故乡历史的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铜绿山矿冶遗址，开创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勃发兴盛的楚文化，创造了璀璨夺目的精神物质成果；三国时期的动荡分合，上演了一出出流传千古的英雄传奇；数十位明代藩王遗存，展现了明代物质生活的丰饶；近代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彰显了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气概。2018年4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时指出：“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
湖北省博物馆作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被誉为“荆楚文化中枢”和“国家文化客厅”。现有文物藏品46万余件（套），体系完整，荆楚特色鲜明，形成了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物为代表的史前文物，以盘龙城和楚国、曾国文物为代表的商周青铜器，以曾侯乙竹简、包山楚简、睡虎地秦简为代表的战国秦汉简牍，以及以梁庄王墓、郢靖王墓为代表的明代藩王文物等四大特色系列，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世界古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湖北省博物馆最知名的馆藏文物，是迄今考古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音乐性能最佳的青铜编钟，被公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礼乐文明的代表。
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某部在驻地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城郊公社团结大队境内的东团坡扩建厂房。在平整土地对红色砂岩山岗实施爆破时，发现了古墓的迹象，随即向当地文化部门报告。1978年，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开始进行考古发掘。从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上，可以得知墓主是战国早期诸侯国曾国一位名为“乙”的国君。
曾侯乙编钟出土时陈列在曾侯乙墓的中室，由65件编钟组成，包括钮钟、甬钟、镈钟3种不同类型的钟。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钟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总重约5吨，规模宏大，气势撼人。
全套编钟分3层8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钟体用浑铸、分铸法铸成，并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技术和工艺。钟及钟架、挂钩上共有3755字的铭文，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以及记录诸如音名、阶名、八度组、各国律名对应关系等方面的乐律理论。
曾侯乙编钟每件钟均具备“一钟双音”的声学特征。一钟双音是中国先秦钟的声学特征，指敲击钟的鼓部正面和侧面可以各发出一个音。具备这种声学特征的钟，外形通常为合瓦形。这一技术在汉代之后已经失传千年。上世纪70年代，有音乐考古学者在对周代编钟的测音中发现了这一现象，但因没有实证，而不被学界承认。曾侯乙编钟出土以后，其鼓部正面和侧面标示着不同音高的铭文证实了中国先秦编钟的这一伟大成就。曾侯乙编钟每件均经过精细调音，钟上两音呈三度和谐关系。这是古人历经2000多年不断探寻铃钟类乐器发音规律，磨炼铸钟技术的伟大发明。在这一漫长发展过程中，他们建立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谐观。
曾侯乙编钟音响完好保存了当时的乐音信息，音高稳定，音域宽广，体系宏大。它与编钟铭文相对照，准确印证了铭文的内容，二者共存一体，显示当时已有丰富的音乐内容和高超的音乐水准。曾侯乙编钟铭文与乐音信息是目前所见世界唯一公元前5世纪的有声文献、唯一的中国先秦官方乐律档案、最早的蕴含音乐数理关系的出土文献。
见证卧薪尝胆的“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制作精美，纹饰华丽，历经2400多年仍然锋利无比，是我国古代青铜剑的杰出代表，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65年，为配合湖北省荆州地区水利建设，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相关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他们在今荆州市荆州区八岭山东北部的岗地上发现了战国时期楚国墓地——望山楚墓。越王勾践剑即出于望山1号墓。出土时这把剑插在黑漆木剑鞘里，剑茎近首处还夹有两块弧形木片。考古工作者将剑连同剑鞘一起提取出来，在室内进行整理保护的时候，被它的锋利和精美深深震撼。
越王勾践剑通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身饰有双线花纹，交叉处有边缘不规则的云纹双层花朵，呈暗灰色，这是当时吴、越青铜兵器常见的菱格形纹饰。剑格两面的凹槽中分别镶嵌着多块绿松石和玻璃。剑首铸有11道同心圆，间距仅为0.2毫米，最薄的同心圆（第3道）厚度仅为30微米，比头发丝都细。
令考古工作者感到惊喜的，还在于剑身有八字“鸟虫书”铭文。由于释读比较困难，经过郭沫若、夏鼐、唐兰、陈梦家、于省吾、容庚、商承祚、徐中舒、苏秉琦、方壮猷等学者2个多月的书信往还研讨，终于确定铭文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进而断定这柄剑最初的主人是越王勾践。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贵族佩剑的风气十分兴盛。随着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剑的制作工艺也更加发达。此时吴、越宝剑天下闻名，风行各诸侯国。这把勾践自用的精美宝剑出土在楚国的核心地带，同当时的诸侯国周围形势密不可分。在春秋晚期的争霸斗争中，晋国利用吴国来牵制楚国，楚国则联合越国夹击吴国。越王勾践将精美的宝剑送给楚王，可能是越国结好楚国政策的产物。
总之，越王勾践剑高超的铸造和装饰工艺，集中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发达的科技、艺术水平。同时，它也反映了先秦时期我国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中华文明早期蓬勃生命力的重要物证。
首次系统发现的秦代法律文书——睡虎地秦简
睡虎地秦简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目前全文公布字数最多的秦简。其内容大部分是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前后的法律和文书，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为研究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历史提供了前所未见的丰富材料，是见证我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珍贵文物。
睡虎地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县城西部。1975年11月至1976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睡虎地墓地发掘了12座秦墓。其中11号墓的埋葬时间为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墓主为秦国的低级官吏，名叫“喜”。喜是秦占领此地之后南来的秦人，参与过本地的政务，并曾经随军外出作战，是秦统一战争千万将士中的一员。
竹简出于墓主的头部、右侧、腹部和足部等部位，堆放有序，绝大部分保存完好。每组竹简长度都在23—28厘米之间，宽度0.5—0.6厘米，厚0.1厘米。从竹简的残存痕迹判断，均是用细绳分上、中、下3道将其编联成册，成卷放在墓主人身体周围的。睡虎地秦简的发现，为探讨秦的简册制度提供了实物依据。
经整理拼复后，竹简总计1155支（另残片80片）。内容共计10种，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以及《日书》甲、乙2种。其中大部分内容属于秦律，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成系统的秦律，从中可知秦律对秦人政治、经济、生活、军事诸方面都进行了细密的规范，使士农工商各阶层的行为有法可依。它对汉代及以后的中国传统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唐律疏议》要早800多年。
其他内容如《编年记》逐年记述秦昭王元年（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统一六国的战争等大事，同时记录了墓主喜的生平和有关事项。《语书》是南郡守腾下发给各县、道的文书，文中强调用秦法变易楚地旧有的文化习俗。《封诊式》主要是对案件进行调查、检验、审讯等程序的公文记录格式。其中关于法医检验的材料，比南宋法医学著作《洗冤录》早1500年左右。《为吏之道》主要是官吏应遵守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日书》的主要内容是选择时日，是日常趋吉避凶方法的汇编，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是目前所见内容最为完整、保存原貌最好的一种《日书》材料。
战国晚期，秦占领楚云梦故地后，秦楚文化逐渐融合，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洪流。睡虎地秦简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鲜活反映。
随着“国潮热”“博物馆热”“研学热”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创新多元的手段、雅俗共赏的方式，讲好荆楚故事，推进荆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3年，湖北省博物馆编制发布三年展览计划（2023—2025年），科学构建以展览为核心的文物活化利用体系，统筹做好“展览+社教、+文创、+学术”等相关工作，同时，多措并举，不断创新文物活化利用的内容与形式。通过挖掘特色IP，开发文创产品总量突破2000种，编钟鸡蛋面、建筑冰箱贴、毛绒“越王勾践剑”等产品成为观众追捧的“网红”。依托曾侯乙墓出土乐器、睡虎地秦简等核心藏品，打造编钟乐舞、礼乐学堂等文化品牌，切实提升参观美好体验，“把博物馆记忆带回家”。通过三维扫描建模、虚拟展览、交互体验、沉浸式全息剧等方式，强化科技赋能，实现文物多形态“活起来”。
（作者系湖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张晓云）
（责编：赵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