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汀烟雨杏花寒”——中国古诗与杏的跨文化“旅行”

暮春、初夏时节，正是“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时候。在这句词中，凋落的杏花与枝头的杏子标识了物候的变化，既细致地摹写了真实的景象，也表达了对人间春尽、时不我予的怅惋。

《红楼梦》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病后初愈的宝玉见园里的“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便感慨病了几日，“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已到‘绿叶成荫子满枝’了”。这里引用杜牧《叹花》中的诗句来表达光阴荏苒，美人也不免“乌发如银，红颜似缟”。后文以雀儿见杏花开了又落而啼哭，周回曲折地描述宝玉的忧伤。

杜牧诗后有一个凄美的故事：据说诗人早年偶识一女子，与其母约定十年后来娶，十四年后再逢，女子已嫁为人妇：“待子十年不至，而后嫁之，三载有子二人。”于是便写了此诗相赠。这里是用典，文中并未言明。不过，英国翻译家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中，将这一层意思明晰化了，把杜牧错失姻缘的传说写在了正文里。这一处理方式也显露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中国人见青杏挂枝，便想到韶华易逝、红消香断，想到杜牧的“自恨寻芳到已迟”，以及诗后的传说。杏的指意如杏树的柔条一样，旁逸斜出，层层交错叠加。霍克斯也许觉得此处有太多的文化负载，需要一一剪裁、展开，才能彰显其中的意义。

莎士比亚：“提前”种下的杏树

莎士比亚《理查二世》中也有描述园中杏树枝条旁生的段落，其中借园丁之口说道：“你去那边，把低垂的杏枝捆绑吊起，它们像无拘无束的孩子，用它们的重负，压弯了它们老父的躯体。把弯曲的枝干撑起来……在我们的地盘里，这些枝条太高了，在我们的治理下，一切必须一般齐。”

剧中将国事和花事联系在一起，以枝繁叶茂的花园来隐喻英格兰，用花园的疏于管理比喻王国的混乱。后世的论者多关注其中的隐喻，却较少谈及这里的中心角色——那些惹眼的杏枝。奎利（Gerit Quealy）的《莎士比亚植物志》认为杏树是地道的中国植物，通过丝绸之路，经由欧洲大陆，在亨利八世时期辗转抵达英国，才开始在英国人的花园中落地生根。布拉克本-梅兹（Peter Blackburne-Maze）的《水果：一部图文史》在经过考据后，也指出杏子起源于中国，“有可能直到15世纪中期才来到英国”。如此一来，理查二世的花园里便不可能出现杏树。就像《裘力斯·凯撒》里的钟表一样，园中的杏树也同样是时代错乱的现象。英国有句谚语：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指伟大的作家也有疏忽的地方。这里当然不是为了吹毛求疵，挑古人的错误。文学毕竟不同于历史书写，总会在现实中加上虚构和想象。

杏还出现在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仙后提泰尼娅吩咐仆从好好服侍自己的“心上人”：“恭恭敬敬地侍候这先生，蹿蹿跳跳地追随他前行：给他吃杏子、鹅莓和桑椹，紫葡萄和无花果儿青青。”杏因其稀有而显得比寻常的水果更加珍贵，作为表情达意的形象也更容易在看剧的观众中催生关于贵族生活的联想。杏是外来的物种，并未广泛种植，这一时期与杏相关的意象也只是零星地出现在文字之中，依然留存了诸多神秘的色彩。当时的博物学家认为食杏会导致消化不良，甚至流产。杏还是相对稀奇的东西。这大概是为什么帕尔特（Robert Palter）研究文艺作品中水果书写的著作会以《马尔菲公爵夫人的杏子以及文学中的其他水果》（The Duchess of Malfi's Apricots, and Other Literary Fruits）为题，由此间接表露了杏与众不同的地位。

这部著作的题名出自莎士比亚的同代人、剧作家韦伯斯特（John Webster)的戏剧《马尔菲公爵夫人》。剧中以杏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事物。杏被视作最先成熟的水果，其命名“apricot”的词根，也暗含了“早熟”之意，因而暗示了剧中人物珠胎暗结的情景。杏的花期早，惧怕霜冻的伤害，需要额外的照料，所以也显得更加娇贵。如布拉克本-梅兹所言，直到15世纪末，杏“还只种植在大型乡间别墅的花园里，在那里向阳墙壁可以为果树提供保护，以便它们茂盛生长”。

宇文所安：杏林与杏坛

关于杏花之早，中国古人早有认知，梅尧臣的《初见杏花》写道：“不待春风遍，烟林独早开。浅红欺醉粉，肯信有江梅。”意为春风尚未吹遍，万物还待复苏，林中杏花已独自绽放。戴叔伦的“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同样描绘了早春的景象。杏在中国是常见的植物，早就出现在诗人的吟咏之中。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指出，杏花在中国文化中是固定的修辞，具有司空见惯的意义，可以瞬间触发相应的审美体验。这一点不难解释。首先，杏树是一种地道的中国植物，装饰了我们的景观：如王维诗“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指向了乡野的生活；“条桑腊月下，种杏春风前”描述的是“悠哉自不竞，退耕东皋田”的隐逸与闲适。杏也可以写市井深处的雅致，陆游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中，“听春雨”属于一个人的清静，又调之以“卖杏花”的“低分贝”的热闹与生动——这是中国文人独有的清欢。

杏还是指示物候变化的自然物。诗人以杏写季节变化，从开花到结果，再到成熟，都有呈现。“红杏深花，菖蒲浅芽，春畴渐暖年华”写的是早春二月，天气回暖，万物复苏；“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写的是初夏时节，麦子开花，菜花结荚。又如上文苏东坡词“花褪残红青杏小”，既写物候之变，又表达时间短暂、青春逝去。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认为，苏东坡在这里以物象疏离过于直白的情感表达，从而达成迂回曲折的表现形式。东坡“多情却被无情恼”，实则写的还是“多情”。词对他来说基本任务是“捕获波动的人的内心，不是像道学家那样试图压抑它，而是用反思的距离和笑声来美化它”。

除此之外，杏在中国亦有许多文化内涵。杜甫有“香炉峰色隐晴湖，种杏仙家近白榆”的诗句。宇文所安在《杜诗全译》中说明了种杏的典故，即葛洪《神仙传》记载的故事：董奉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病愈者种杏为酬，在世三百岁，入云而去。后世多用此典代指医术或仙术，因而有“杏林”之说。宇文所安贴切地传达了其中的细节。又如《红楼梦》“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云中杏蕊”也是借指仙居之所。杏林有所指，杏坛也有所指。杜甫有“空闻紫芝歌，不见杏坛丈”的诗句，杏坛指孔子传道授业的地方。《庄子》载：“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后世以“杏坛”泛指授徒讲学之所。宇文所安的杜诗译文对此也进行了注解。不管是“杏林”还是“杏坛”，均指向了杏在中国文化中的复杂寓意。作为一种凝练的文化意象，它既有现实的所指，表达了具体的花果，又传递了中国文化特殊的历史传统与审美意趣。

庞德和雷克斯罗斯：杏梅之辨

不难想象，如此复杂、缠绕的意义传译到另一种文化中时，势必会有“坎坷”。美国诗人庞德《华夏集》中，李白的桃花和杏花烘染了中国的古诗，点缀了西方现代时期最广为流传的关于中国的想象：

三月来到了桥头，

桃枝与杏枝悬在了千家的门上。

清晨，花儿割伤了心脏，

傍晚，它们吹落在东流的水上。

这四行诗句实际上译自李白诗《古风（其十八）》：“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朝为断肠花，暮逐东流水。”原诗以桃李开落为中心意象，又佐之以东流之水，文字洗练，却极其深沉地叹惋了逝者如斯，人生若梦幻泡影。不过，庞德的译诗中，李白的桃李却译作了桃杏。《华夏集》是较早的一部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古诗的集子，在西方世界影响极大。有趣的是，中国杏花的景致与吟咏却以这么一种近乎“张冠李戴”的方式进入了西方的视野。

梅、杏、桃、李、樱同为蔷薇科植物，花、叶又有几分相似，对于不稼不穑的现代人来说，有时确实不易分辨，这也是为什么每年春天都会有植物学家来科普它们之间的区别。如果庞德因为某种原因混淆了桃李而不自知，那么另一位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即王红公）则似乎是有意为之了——他的《中国诗一百首》收录了一首题为《紫桃树》的苏轼诗：

羞怯地，半梦半醒地，它开了花。

惧怕风霜的利齿，今年它姗姗来迟。

如今，它的深红混同

樱花和杏花的绚烂。

独一无二，它比雪和霜更加美丽。

寒冷之中，它的心为春天苏醒。

醉了酒，我躺在雪花石几案上，

梦见那个无法分辨

桃花、樱花和杏花的古代诗人，

除了依靠它们的绿叶和深色的枝条。

即便回译为汉语，这也是一首相对陌生的诗：苏东坡何时写过一首题为《紫桃树》的诗呢？不过，从乍暖还寒的初春到桃花、樱花、杏花等意象，以及对如何辨别上述三种花儿的指涉，并不难找到对应的原诗——苏轼《红梅三首》中的一首：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

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

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这首诗显然写的是红梅，本是苏东坡读了诗人石延年诗《红梅》“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后，写的回应之作。东坡诗赞美红梅色如桃杏却又清高冷傲的品格，并寄托了自己达观超脱的襟怀。诗中提出了区分“梅与桃杏”的方式——既可以凭靠枝条分辨，也可以高级一些，以品格见高低，由此批评了石延年“不知梅格”，不以梅的“精气神儿”为出发点，却只专注“绿叶与青枝”，因而他的所谓辨别桃、杏、梅的方式也只是舍本逐末的浅陋之见，并不能反映“梅格”。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在雷克斯罗斯的笔下，不惧风雪的梅变成了娇贵畏寒的花儿，梅花如酒晕染玉肌的颜色变成了醉酒的诗人容貌。这首表面上旨在辨别梅、桃、杏的诗歌，经过跨时空的转化，却连自己真实的主角都丢失了，而桃花则堂而皇之地取代了它的位置。雷克斯罗斯不能辨识梅和桃，诗中那个无法分辨桃花、樱花和杏花的古代诗人成了他自己的化身。这首诗成了一笔糊涂账，梅花成了“没花”，名字都不知所终了。

艾朗诺：“杏花肥”

雷克斯罗斯也许是受了中国诗人饮酒诗的影响，非要将“我”代入诗歌中，醉卧在桃花掩映的几案上，他的改写更多地反映了一种浪漫化的对中国古人生活的想象。在这里，一切都有了唯美主义的色彩，而辨别桃、杏则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审美游戏罢了。

不过，在中国的审美里，杏与梅不同。苏东坡虽将梅、杏并举，如“寒梅与冻杏，嫩萼初似麦”，但是由红梅诗不难看出，诗中即便把梅与桃、杏相提并论，在东坡的思想中，梅也要在桃、杏之上。《王直方诗话》记载：“王居卿在扬州，同孙巨源、苏子瞻适相会。居卿置酒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林和靖《梅花诗》，然而为咏杏与桃李皆可。’东坡曰：‘可则可，但恐杏李花不敢承当。’一座大笑。”在这则笔记里，杏显然在梅之下。不独东坡如此，李清照称梅花“此花不与群花比”，也是强调梅之高洁，群芳中超凡绝尘。在她的指意系统里，梅在所有的花草里具有一种主导性的地位，而写梅也是一种自况，为诗歌增加了“自指性”的一面。她写梅花：“清香浮动到黄昏，向水边，疏影梅开尽。溪边畔，轻蕊，有如浅杏。一枝喜得东君信。”词中以杏写梅，言外之意是将杏作为梅不完美的参照物，品次要略输一筹。

在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的译文中，“浅杏”之“浅”译作“pale”，既写杏之色，也写杏之浅俗。英文中，“pale”也可作动词，有“相形见绌”意，这个译法可谓一举多得。在我们的认知中，梅花稀稀疏疏：“向水边，疏影梅开尽”；梅的姿态是娇羞的：“香脸半开娇旖旎”。与之相比，杏花是繁盛的，诗词里有“春日游，杏花吹满头”，又有“惊禽蹴破杏花烟，陌上东风吹鬓影”，“吹满头”与“杏花烟”皆是写杏花之盛——这是不遮不掩的开放，乃至耐不住寂寞，要“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故而李清照词里以“肥”写杏花：“玉瘦檀轻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浓香吹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肥。”

艾朗诺《李清照集》将“杏花肥”的“肥”译作“plump”。这是一处“色香味”与“声”俱全的词句，以“肥”字结尾，应了首行之“玉瘦”。在李清照的审美里，显然杏之肥腴要逊于梅之玉瘦。“肥”原本是“绿肥红瘦”之“肥”——这个词是李清照对汉语不朽的贡献，让历代的论者“击节称赏”。李清照尤喜肥瘦对举，有“绿肥红瘦”和“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名句，“肥瘦”在这里被赋予了两种价值。梅瘦杏肥的意象也频现于中国诗词中，如“小梅清瘦杏花肥”“柳丝无力杏花肥”，又如“记得春头来此嬉，梅花太瘦杏花肥”。因此，艾朗诺将“肥”译作“plump”，译得极好。这个词具有较为积极的意指，写的是珠圆玉润之美，夹杂了可爱、丰满之意。济慈诗《秋颂》写道，“使葫芦胀大，鼓起了榛子壳，/好塞进甜核”，“鼓起了”即是用作动词的“plump”，亦有丰腴、饱满之意，描写秋果之肥硕。杏之肥，本意就是摹写花开之盛，有繁茂之意。读到这个字，脑海中便是满树粉的、白的杏花，簇簇拥拥，在春风里招摇。雷克斯罗斯、钟玲译本中，“绿肥红瘦”的“肥”译作“fat”。这个词在现代英语里，有肥腻的不雅联想，又附带了过多的贬损与诘责，可谓一字之差，云泥之别了。

中国诗人常将梅、桃、杏并举，如白居易诗：“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颇有影响力的《汉诗一百七十首》译本所译白居易诗《东坡种花》中，“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也是桃杏梅同时登场。这或许影响了西方诗人的态度——但凡写“中国味儿”的诗，无论梅还是桃李，铺排上相似的意象便可以了，因此爱尔兰诗人叶芝诗《青金石》描写了中国雕像上“梅树或樱树的花枝”，而当代诗人郎利（Michael Longley）的中国想象，则是“画杏花和梅花”的山巅小屋。两首诗皆是不分梅、樱与杏，对其中的区别不加细究。

但是，无论如何，这便是杏的跨文化旅行。相较于梅的清幽，杏是一种不甘寂寞的、爱热闹的植物，所以才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加拿大学者格尔纳（Adam Leith Gollner）的《水果猎人》写道，许多水果具有“象外之意”，让人“诗兴大发、妙喻连连”。杏正是这样的水果，它的花和果都被编织在文学之网中。不管是真实的杏，还是文学的杏，它们似乎都忍不住跳脱原有的环境，要么经由丝路漫长的历程，要么凭靠文字创意的转换，最终在异域的环境中开枝散叶，生发出不一样的风景。

（作者：孙红卫，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