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赫赫有名、威震敌胆的反坦克英雄,他的英名和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并列于《志愿军英雄传》。同样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在成为英雄后几十年中的无悔付出与清正作风。他的名字叫谭炳云。
为了解志愿军战士谭炳云的生平事迹,我回到故乡江津。这一天,我来到临峰山陵园,谭炳云老英雄墓前的台阶上,已有人摆上了鲜花;茵茵草地上,立着一块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为英雄镌刻的石碑,碑文结尾处写道:“他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战功赫赫,却淡泊名利,保持着勤劳朴实的品质,走完了不平凡的人生旅程。”
谭炳云出生在江津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1月,他参加了革命。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他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跳进河里为突击队推船架桥,在激流中顽强战斗,荣立三等功。1950年11月,谭炳云随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作为班长的他,在风雪中带领战友昼夜行军,全班战士无一伤亡、无一掉队,他再次荣立三等功。新兴里一战,由于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受伤不下火线,勇猛追击敌人,殊死坚守阵地,再次立功。
1951年5月,在没有堑壕依托、没有火炮支援的情况下,谭炳云与战友顽强阻击,将敌军装甲部队堵在390高地下,为我军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
1953年冬,谭炳云经组织批准,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探亲。他悄无声息地走进江津白沙镇一间小平房里,这里有他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弟弟。两天之后,当反坦克英雄谭炳云回到家乡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县城都沸腾起来。县里专门在广场上为他召开了庆功大会,县长亲手给他戴上了大红花。
1955年春,谭炳云带着一张“三等甲级残疾军人”证书,转业回到家乡。回乡后,他担任过县公安局副股长、县民政局科长。5年后,他主动申请到一个偏僻的小厂工作。他诚恳地对县委领导说:“我文化水平低,又有残疾在身,工作起来有时力不从心,还是让我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吧。”
来到这家耐火材料厂后,他从来没把自己当领导。当耐火砖出窑时,他与工人们一样,光着背干活,身上全是烟灰。砖烧好了,要运到几十里外的火车站去,全靠板车人力拉,路上要走四五个小时,还要爬一座高山。往往是上午装车,摸黑才能回来。不管是风里雨里,谭炳云再累再困,都咬牙坚持拉车送砖。
谭炳云头部有弹片,腰部也受过伤,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站久了,腰痛;坐久了,腰也痛;连睡久了,腰还是痛。没有办法,他只好穿上“钢背心”来固定腰部。由于长年的高强度劳动,他有时腰痛得如针扎火灼、冷汗淋漓,可他从来都是咬着牙一声不吭。“这点伤算什么,哪能跟战场上比呀。”每当工人们劝阻他时,他总是若无其事地对他们这样说。
有一年夏天,谭炳云和两个工人又拉砖去车站。烈日炙烤着大地,谭炳云气喘吁吁地拉着车,汗如雨下。在车拉上高坡后,两个拉边绳的工人猛地发现谭炳云腰部渗出血水,染红了他的汗衫。原来,他身上的“钢背心”早已磨破了皮肤,血水混合着汗水,从身上渗出来。
在耐火材料厂工作的一年多里,谭炳云不知和工人们一起从窑里搬过多少滚烫的砖;拉着板车,不知在崎岖的山道上挣扎着爬过多少个来回。那一年,这个厂出人意料地扭转了亏损,还盈利3万多元。
谭炳云常说:“我只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没有党,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个人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想起战场上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为党和人民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了!”
1967年,县里决定在郊外的猴子山脚修建火葬场,谭炳云立即主动要求承担建场任务。两年时间里,他和工人们一锅吃红苕饭,一起住牛毛毡棚,一起抡钢钎、打炮眼。他不以功臣自居,也不顾自己是个伤残老兵,干起活来俨然就是工地上的一个老工人。后来,大家实在看不下去了,劝告他说:“老英雄,您年纪大了,别跟我们一样干了,您指挥我们干就行了。”每每听到这样的善意劝告,谭炳云总是笑着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别小瞧我,我当年挖战壕时,可是一把好手。”
1971年,火葬场建成后,没有人敢为死者整容、穿衣,更不用说搬进炉膛焚烧、收集骨灰装殓了。谭炳云主动拉着板车去医院接运尸体、为死者穿衣整容,并给工人示范操作将尸体搬进炉膛。
谭炳云的侄子谭怀林至今记得伯父的教导:“当兵就是要吃苦,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当兵多年后,谭怀林退伍回乡。谭炳云只要托个关系,就能把侄子送进更好的单位,可他对管安置的干部说,我的亲属不能搞特殊。
无论职务、工作环境如何变化,谭炳云始终坚守着一个原则: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和组织的需要。1983年春,他给县委组织部写信:“我今年已经59岁了,自参加革命工作到现在,虽然已经30多年,但因自己文化水平低,没有为党和人民作出多大贡献和成绩,感到很惭愧。我头部受过伤,工作起来感到困难,这样在工作岗位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特向组织上提出提前离休的申请……”这封信让组织部的同志们读得眼睛发潮。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立下战功的谭炳云,回到地方工作后依旧保持着淡泊名利、勤劳朴实的品质。他的高尚品质如同那些在战场上立功荣获的勋章,永远闪亮,映照出共产党员的精神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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