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中的史学观

清代初年，浙东史学学派由黄宗羲所开创，该派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重史学研究，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在清中期出现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章学诚。章学诚（1738年—1801年），浙江会稽人，清代史学家、史学理论家、方志学家、目录学家，他的《文史通义》在继承浙东史学学派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倡六经皆史，力主史意（史义），创立了更为完善的史学理论体系，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向高峰。
       史学的源流
　　在《文史通义》开卷，章学诚即论述史学的源流：“六经皆史也”。章学诚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并不仅是“圣人立言以垂教之经”，而都应视为史学著作。历史上，经史有别的争论早已有之。北宋苏洵认为，经史自古泾渭分明，“经文简约，以道法胜；史文详尽，以事辞胜”。到了明代，潘府、王阳明、王世贞、李贽则认为经史无异，已有“五经皆史”的论述。清中期，章学诚再度提出这一史学研究命题，并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在“浙东学术”部分，章学诚阐释：“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孔子倡言“见诸行事”，言天人性命必究于史，史学所以经世，是史学的根本所在，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谈论史学。“六经皆史”命题之所以提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六经属政典，记录了中华上古的典章制度，因此史是先于经而存在的。“先王政典”须与“时王制度”有机统一，才能完整理解“六经皆史”的含义。比如《易》以天道切于人事，它因时而制，在致用中不断完善，并不是因循不变，而“变”则是万古恒常的。章学诚由《易》推论《诗》《书》《礼》《乐》《春秋》，甚至凡涉著作之林“无一非史”。
　　提出“六经皆史”显示出章学诚泛史学的倾向，但其核心目的还是扩大、深化对历史真相的认知，将史学的源流上溯至六经之前，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畴。同时，“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切人事”的致用之效，在乾嘉时期有着针砭时弊的意义。针对当时“舍今求古”的汉学与“空谈性天”的宋学两个极端导致的僵化学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表现出深刻的“经世致用”理念。
       史学的范畴
　　史学发展到今天，通常认为“史料”是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材料，而“史著”则是在史料的基础上阐发“会通因仍之道”，寻求其“变通张弛之故”。章学诚《文史通义》对“史著”与“史料”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史书根据其内容，可分为“著述”“纂辑”两类。著述是史家独断之学，即史著；“纂辑”是文献资料汇编，也就是史料。
　　基于这种认识，章学诚推崇“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纪事本末体，认为其“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兼有司马迁的《史记》这种纪传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种编年史的优点。章学诚对于通史亦推崇备至，认为如宋代史学家郑樵撰述的《通志》是真正的史著，其特点有“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的“六便”，以及“具翦裁”“立家法”的“二长”，共计8个优点。但通史也有“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的“三弊”。
　　章学诚对史学作出的另一突出贡献，是把方志纳入史学研究范畴。中国的方志虽然起源很早，《周礼》《郑志》《周志》《尚书·禹贡》都有方志的雏形，但方志一向被视为地理。章学诚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认为“地理之学，自有专门”，方志不是地理，而是“史体”，不应将二者视同。方志的内容是记载一方历史，则不应只限于地区沿革，对于史料文献的研究也应加强。章学诚主张方志在体例上要有系统性：以“通志”记载人物和大事记、以“掌故”记载制度及典章、以“文征”记载资料诗文等，再以“丛谈”作为附录进行补充。章学诚还主张各州县应建立志科机构，日常可以征集文献资料，为编修方志做好基础性工作。这些论述分布在《文史通义》的外篇，今天均已成为方志研究的具体实践。由此可见，章学诚在我国方志学发展与完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史学的学风
　　章学诚以阐发史意作为《文史通义》一书的宗旨，提倡学术研究要具备真知灼见，这与清中期的学术风气有关。他在《与汪龙庄书》一文中写道：“今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清中期与明代末期学术“无本空谈”的极端现象相反，自清朝初年顾炎武开创考据学派，到了乾嘉时期，学者们已形成过分强调征实的另一个极端：治学方式僵化，整日埋头故纸堆，在典籍中寻章摘句，做材料整理、排比、考证等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学者们不谙世事，研究内容琐碎无味，也脱离了社会实际。
　　在章学诚看来，所谓“功力”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且有着云泥之别。考据学尽管确实有其内在价值，但这种表面化的材料呈现只能是“功力”，做学问则是基于材料的思考与升华，“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所以，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出发点，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一致的，是为了阐发史意，史家通过研究洞察历史发展变化与演进，在著述中扶持世教，匡正人心。
       史学的任务
　　章学诚年过花甲时，撰《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表示：“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这里的“世教”指的是儒家学说。章学诚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史学研究始终有着明确的任务：“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纲纪天人，是说史学不仅要记载人物、事件等基本要素，还要记载天文等自然现象，以此阐明自然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推明大道，指史学要能总结文明、社会、历史演进变化的成因与经验；通古今之变，是在特定的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结果的过程中，分析其原委，从而在古往今来的世事变迁中发现历史的规律。从这一内容来看，章学诚之所以推崇通史，恰是因为通史更利于在通览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寻找规律与秩序。
　　史学的任务还在于“史德”的彰显。章学诚认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历史研究“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天人之际”所指史实的客观性高于史家的主观性，主观见解不能凌驾于客观史实之上。学者要对历史真实性有尊重的基本态度。“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史德”，是端正的治史态度。“欲为良史”，就要先具备史德。
　　通过历史研究，学者应树立社会与“道”的内在联系，明确学者需关注社会“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现实，这是章学诚认为“立言之士”的价值追求。“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章学诚言行如一，他的大半生都在关注学术经世的问题。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去世后，嘉庆帝赐死和珅、查抄和府，涤荡官场、从谏如流。章学诚多年以来在大江南北游历，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感触日深，在“天子虚已求言”的感召下，他先后撰写《上执政论时务书》《上韩城相公书》《再上韩城相公书》《三上韩城相公书》《上尹楚珍阁学书》《与曹定轩侍御论贡举书》等6篇政论，痛陈贪官污吏、巧取于民、卖官鬻爵等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
　　《文史通义》建立了完备的史学理论体系，“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史意”“纲纪天人”“史德”等史学理念深刻影响后世，对史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章学诚还在吸收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方志理论体系，并提出“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以及在地方设立“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以上都综合体现在《文史通义》这部著作当中，也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