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富尔访华：中法建交的“前站”

1963年10月，北京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是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出面邀请，以“私人名义”访华，却不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而且还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接待。这位特殊来客，正是为1964年中法建交作出实质性贡献的法国前总理富尔。
       富尔访华何以成行
　　富尔生于1908年，曾在1952年和1955年两度担任法国总理，在多届内阁中担任部长级职务。在对华态度上，富尔一向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至6月，富尔夫妇曾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之邀，以私人名义首次在华访问。在中国，富尔受到了热情招待，毛泽东亲自接见，周恩来也同其有多次交谈，而且几乎不受限制地走访了许多地区。访华期间和访华后，富尔多次主张法中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富尔回国后，借鉴毛泽东诗词中的“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含义，写了本专著《蛇山与龟山》介绍中国，主张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富尔与戴高乐关系密切，在二战期间即担任戴高乐临时政府副秘书长；戴高乐1958年上台前夕，富尔第一个表示公开支持。戴高乐曾在1960年召见富尔，商谈远东问题。富尔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戴高乐“在中国问题上的半官方顾问”。
　　富尔之所以能在1963年再度访华，除了他对华友好、同两国领导人有私交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法两国的外交战略及对彼此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法国在美国影响下并未予以承认。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中国，当时也把欧美相提并论，很少考虑发展同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外交关系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格局从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逐步向多极化态势演进，美欧矛盾和中苏分歧的加剧，中国开始把美欧区分开来，把西欧地位提高到国际反帝反修斗争中“间接同盟军”的战略地位，并在主要观察美法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就请参加“八大”的使节抽空多读读戴高乐的回忆录，因为戴高乐在其中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大鱼吃小鱼”关系。
　　从1961年开始，在同法方有关人员的接触中，中国领导人开始有意强调要发展两国关系。1963年2月，外交部拟就《关于当前开展对法工作的请示》，提了6条关于发展中法关系的意见，其第四条为“即着手邀请少数接近戴高乐而又对我友好的政界人士访华”，初步考虑的对象中就有富尔。对此，周恩来批示，邀请法国人士访华须看“对方有无要求或暗示，不要强求”。
　　实际上，此时戴高乐也在谋求打开对华关系大门。自1958年再次执政后，戴高乐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把发展同苏联、东欧、中国的关系，作为体现其独立外交、提升法国大国实力的重要方式。从1962年年中开始，戴高乐在同其政府官员、同盟国政府首脑的谈话中，较多地谈及发展法中关系问题，并提出了承认新中国的设想。在戴高乐看来，无论人们喜欢与否，都存在一个现实的中国；中国有5亿人口，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人不会与邻国为敌，即便他们有了原子弹；中苏分裂的事实，也给法国同中国直接接触提供了契机。
　　在中法希望发展关系时，富尔恰在此时要求访华。1963年8月20日，富尔拜访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向中方表示，希望能以私人身份于10月访华。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中方同意以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李清泉于8月31日向富尔口头转达了张奚若的邀请。而富尔在收到邀请前，戴高乐接见了他，并请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去中国。戴高乐后来还给了富尔一封类似委托书的信函，表示自己重视和中国“各方面关系的问题”，并“完全相信”富尔“将谈到和听到的一切”。就这样，本想以“私人身份”访华的富尔，成为肩负谈判中法外交关系的总统“特使”。不过，富尔多次向中方强调，对外还是宣布前一身份。
       富尔访华何以成功
　　1963年10月21日，富尔与夫人自深圳入境抵广州，22日乘机抵达北京。自10月23日至11月2日，周恩来、陈毅同富尔进行多次商谈，最终达成了在三项默契基础上的中法直接建交方案。11月2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富尔夫妇，周恩来、陈毅陪同。毛泽东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表示，“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
　　富尔访华任务之所以顺利完成，首先是中法战略及对彼此政策调整的结果。毛泽东接见富尔时，重提了他几年前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如果苏、中、英、法有大体一致就好……还是从伦敦经过巴黎到东京，把这个工作做好。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世界局势在变化，“再过五年、十年变化会更大。像英、西德、意大利、日本，独立性会增加，这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这种大战略，富尔自然无法答复，只能笼统地表示“这是个好意见”。而就在4天后，完全不了解富尔访华情况的戴高乐却作出超时空的回应。
　　中国领导人与富尔的平等对话及坚持原则的灵活外交，为富尔访华的成功铺平道路。这既体现在礼遇等形式上，也体现在协商的实质内容上。虽然富尔并未携带“特使”证书，但中方始终以此身份来接待，在出行、住房、谈话中，都给予其戴高乐特使的礼遇。在实质问题的商谈上，中方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下，对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灵活态度，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达成默契的情况下，同意法国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同台湾“断交”的方案。
　　富尔访华的成功，自然也与富尔具备充当“龟山”与“蛇山”之间的桥梁资质有关。富尔本人曾两度出任总理，资历深、地位高，在戴高乐政府中虽无官职，却是戴高乐政治圈子里的要员，深得戴高乐的信任；而在对华关系上，富尔一直主张对华友好，并同中国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再加上富尔律师出身，能言善辩，是个谈判能手。这一切，使得富尔自然成为“担负秘密使命的适宜人选”。
       中法建交的“前站”
　　11月2日，周恩来总理和富尔达成了中法“直接建交方案”，基本内容为法国来照承认中国、中国复照予以同意，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往来照会，并且立即建馆，互派大使。中法之所以达成了在照会中不提台湾当局的“直接建交方案”，是基于在法国不支持“两个中国”的前提下，对如下三点达成默契。
　　一是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是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是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富尔访华归国后，法国于1963年12月12日派正式代表到瑞士与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进行谈判，经过4轮商谈，中法两国按约于1964年1月27日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法国因此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尽管最后的中法建交是采用联合公报而非互换照会方式，但是法方代表承认“了解富尔先生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精神”，他“就是根据这一精神奉命提出了最简便的方案”。
　　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回顾富尔访华的历史，我们仍然同意李清泉大使在回忆录中的精辟总结：“瑞士谈判是北京会谈的继续。北京会谈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解决了中法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原则问题。瑞士谈判只是解决了中法建交的程序问题、方式问题。当然，方式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原则问题。”富尔访华对实质问题、原则问题的解决，可以说为中法建交建造了坚实的“前站”。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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