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的一封信

日前，在成都发现了一封钱锺书的书信，勾起了1985年钱锺书先生接待港大学生的一段往事。收信人、港大学生文灼非给笔者讲述了这封书信背后的故事，颇能印证钱锺书与香港文学界的关系。
　　1985年7月间，港大学生文灼非参加了港大前瞻北访教育交流团，得以拜访钱锺书先生。
　　拜访时间是7月25日晚7点半，但文灼非和另外两个慕名前往的同道到钱寓已是超过晚8时了。虽然迟到，但钱锺书很体谅他们舟车辗转的不易，杨绛先生更是送上西瓜解暑。
　　一番寒暄之后，文灼非便请教了一些关于文学方面的问题。钱锺书十分健谈，“他强调念中国文学要兼涉外国语言，特别要学好一种外语，再了解其文学，透过比较，会对本国的文学有更深一层的体会”。这是钱锺书关于比较文学深研力取的一贯立场，他认为，港大学生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优厚，应好好掌握利用。
　　同时，钱锺书还强调，要尽量多读文学作品的原文，直接与作者沟通。文灼非提问，读这种原文是否需要读点文学理论作为补充。钱锺书认为，文学理论是要学，但必须多读原文后再看，否则很容易被困于条框之内，视野不够广阔，分析能力亦会受到影响。
　　不知不觉就聊了两个小时。离开钱寓前，文灼非一行准备了一些宣纸，想请钱锺书题几句金玉良言。钱锺书给三人题了一首他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律诗旧作《寻诗》，“是讲创作意念的问题”。三人满意而归。
　　回港后，文灼非将这段北上拜访钱锺书的掌故写成《南沙沟里觅高人——拜访钱锺书教授》一文，发表在1985年的《友文》杂志上。在写给钱锺书的信中，文灼非除寄赠这期刊有他文章的杂志外，主要目的是力邀钱锺书担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名誉会长一职。钱锺书回信，在谈了对这篇文章的读后感之后，婉拒了文灼非的请求——灼非学兄：
　　一周前由李国强先生寄来《友文》，读到大作，不胜惭愧！“沙沟”里是蚯蚓托身之所，哪里会有“人”，遑论“高”乎？事忙未能写信道谢，正在纳闷，又奉大函，并惠寄刊物。从此自存一册之外，可以把一册流通寄给人去看，为贵刊宣传，也为自我宣传，一举两得！
　　我对贵会，当然赞成。但“名誉会长”的名义，坚决谢却。我在国内，不参加一切学会，不挂名借光，今年，“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比较文学会”请我充“名誉会长”，我都拒绝。前几年，同类的事已有五六起。我在国内不肯挂名，而在香港挂名，要引起误会的。务请原谅。急复此函，即颂学安。
　　钱锺书上，十七日夜。
　　钱锺书在回信中婉拒所请，理由在情在理，文灼非只好作罢。此后，从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的20余年里，他投身新闻业，创办了《灼见名家》传媒，并出任社长。
　　文灼非舍文学而就新闻，虽然还在一个大的系统之内，但这样的人生选择一旦形成，人生的际遇和成就便当然会有巨大不同。2023年中，文灼非来到成都，讲起这段拜访钱锺书以及随后的交往时，仍然心驰神往，音声难忘。
　　钱锺书虽然婉拒了担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名誉会长的邀请，但他和香港文化界，尤其是文学界还是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抗战期间，钱锺书先生曾在香港居停过一个晚上——1938年9月11日，钱锺书偕妻子杨绛和女儿钱瑗由法国马赛启程回国，于10月12日抵达香港，次日上午9点乘太古洋行的客轮“四川”号前往安南（今越南），并于10月15日上午抵达海防；10月16日晨，乘滇越铁路火车从海防启程赴云南，入职西南联大。不知他到香港码头的时间是10月12日的上午还是下午，或者是晚上。
　　时间短暂、拖家带口，又无本港亲友关照，加之时处全民抗战的非常时期，他大约是没有心情去香港街头走一走看一看的，所以在钱锺书的著作里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一夜居停香港的诗文。但对香港的惊鸿一瞥，却让他从此对香港及后来交往的香港朋友保持了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