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卫所制度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明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秉承天下一家、华夷无间的观念处理民族事务，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引下，明朝既充分尊重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传统，又结合时代需要推行特点鲜明、灵活多样的卫所制度。在明代，卫所制度不仅是一项军事制度，还是一种疆土管理体制。多种类型的卫所设置，奠定了明代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基调，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发展。
       卫所制度与疆域管理
　　明代的疆土管理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是隶属于行政系统的六部—布政使司—府州县，二是属于军事系统的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所，两大系统各有分工，互不统属，又有密切关系。卫所可分为在内卫所（京师、京城）和在外卫所（沿海、沿边和内地卫所）等两大类，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人口、土地、财政、司法、民政等独立的管辖权。因此，卫所拥有与府州县高度相似的管辖权，卫所的独立辖区属性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以此为基础，明朝利用卫所制度处理边疆和民族事务，从而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与发展。
　　在边疆地区建立屯种和戍守相结合的卫所，军事目的是通过部署武装力量来安定社会秩序，政治目的是更为有效地管理边疆。如在辽阔的东北地区，没有设置省府州县，而是设置了以汉族世袭军户为主体的辽东都司，又设置了以女真为主体的奴儿干都司，建立兀者卫、斡朵伦卫等若干羁縻卫所，来管理东北更边远地区的民族。在西北边疆的许多地区，明朝也不设府州县，通过陕西行都司下辖卫所进行管理，在更为边远的地区，则设置了哈密卫等关西七卫。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等地，因少数民族众多，因地制宜地设置了多种类型的卫所。既有内地卫所，也有军民卫、军民府，并结合土司制度将当地部族与全国迁徙而来的汉族军人编入卫所，分地屯戍，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卫所的设置实现了对各地区灵活有效的管理，尽量避免了各民族间的直接冲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交往和交流。
　　在西藏和青海地区，明朝继承并发展了元朝军民合一、尊重宗教信仰的制度。明中央升朵甘、乌思藏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其基层建置不断完善，皆由明中央敕封当地首领担任地方长官，体现了多元统于一体的关系。边疆地区的羁縻卫所在政治上保持与明朝敕封、监督管理关系，在经济上主要通过朝贡和互市等形式保持密切联系。例如西北地区的回青料是吐鲁番前来朝贡贸易的重要物资；海东青、人参、皮草是东北地区羁縻卫所朝贡的主要物品。乌思藏、朵甘斯都司不断派遣使臣向中央朝贡，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可以说，由于卫所制度具有军政合一的特质，不仅灵活有效地管理边疆和民族地区，也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卫所制度与人口流动
　　明初就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卫所，是为了尽快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经济。设置卫所，是对明朝全国人口进行大规模的调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首先，明代卫所里安置了成千上万军人，他们在当地生活，让各民族之间得到了充分的交往和交流。明朝把元朝原来的蒙古人、色目人、回回人、女真人等编入全国各地的卫所里，特别是与汉族混编在一起，形成了新型的民族关系。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徐达北伐中原时，“所过郡县，元之省院来降者甚多”“以少壮者隶各卫为军”。洪武二十年（1387年），前元朝重臣纳哈出归降，所辖的数十万军人被编入辽东都司、北平行都司下辖的卫所。在西北多民族聚居区，有许多当地的少数民族被安置或编制在卫所里。万历时曾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在《四夷考》中说：“国初，虏降者皆处以边地，谓之土达。”西南地区的卫所实行土、流参治，大量迁徙而来的汉族武官与当地土司一起，共同管理边地社会。
　　其次，卫所制度的实施带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军事移民。以汉族为主体构成的在内卫所与在外卫所，无一不是从全国各地抽调军人组成的，所以卫所的军事移民属性非常突出。在卫所里，不仅军人世袭，他们的妻儿甚至兄弟也要在当地落户生根，成为当地的永久居民（明前期个别军事调动除外）。从人口流动上讲，明朝设置卫所实质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军事移民，卫所军士的改调加速了王朝内部的人口迁移。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福建福宁卫调入了浙江观海卫，原在福建地区的人口定居到了浙江地区。同年新设四川行都司时，大批卫所官军从陕西调入四川。明朝充军“南人戍北、北人戍南”的原则，也加剧了人口的南北流动。这深刻地改变了元代以来各民族的地区分布格局，呈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形态。
       卫所制度与民族交融
　　明朝设置卫所戍守地方，卫所辖区内外的各民族密切交往，他们不仅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共同性不断增强，其族群身份、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也在不断增强。
　　一是安置在内地卫所的少数民族官员和士兵（“达官”），与普通汉族官军一样，是明朝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四处征战，屡立战功并获得军功爵位。例如吴允诚（蒙古名把都帖木儿），永乐初归顺明朝，并积极参与明朝的军事活动，永乐十年（1412年）因军功被封为恭顺伯。长期生活在北直隶保定、定州的达官军，到明中期改为“忠顺军”，组建了“忠顺营”，积极参与京畿地区的征战戍守，其中的中高级武官均由少数民族担任。明朝末年，忠顺军依然对明朝保持高度认同，为保卫明王朝浴血奋战，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二是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长期生活在卫所内部、定居于内地的少数民族，其姓名汉化非常普遍。从现存丰富的明代武职选簿来看，卫所内“达官”改为汉人姓名一般是在武职承袭的第二辈至第四辈。换言之，弘治年间绝大部分达官姓名上的民族特征已经消失。正统年间，明朝在全国卫所设立卫学，教习武官子弟，主要学习内容是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和儒家纲常伦理等。明朝要求土官应袭子弟须接受儒家教育，《明宪宗实录》说：“令土官衙门各遣应袭子于附近府分儒学读书，使知忠孝礼仪。”西南、西北的众多土官家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纂修族谱的传统。受卫所移民以及汉族军人长期屯驻的影响，边地民族逐渐学习到传统儒家文化，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甘肃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方志书中，经常出现“与中州争光”“其埒中州”的表述。
　　卫所制度是明朝维护边疆稳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手段，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载体。道光《贵阳府志》评价卫所制度对明代民族交融的贡献，“明设卫所，所以屏藩州县，又以处功臣世禄也。故自指挥下至旗卒咸袭替，与国同休戚。厥初调守，实五方九域之人，时移世嬗，渐同土著。况又咸设卫学，就近乡举，久之且自忘其为他乡侨寓矣”，就说得很有道理。明代中后期，卫所的独立性逐渐被破坏，卫所不断“民化”并逐渐归并于州县。但卫所制度奠定的民族互嵌格局已然成型，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不断加深，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不断提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愈发巩固。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