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真情真性真言

《世说新语》载：“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东床坦腹”不矫揉造作，遵从内心以本色示人而成为权臣郗鉴的女婿，典故“东床坦腹”的主人公，便是我国历史上有“书圣”之誉的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年，或作303-361年），字逸少，琅玡（今山东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右军将军”。王羲之的父亲是最早倡议晋元帝渡江的淮南太守王旷，从伯父是权倾一时的司徒王导，叔父王彬官至右仆射。作为当时第一大家族的王氏子弟，王羲之却仕途坎坷，官不过州郡。关于王羲之是否具有经世治国的愿望和才干，人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他浓郁热情、自然率真的性格特点，确使他在当时的官场上难以有更大的作为。但他的崇尚自我、真诚自然一旦熔铸到书法创作中，直抵人心的艺术作品便诞生了。
　　王羲之少负盛名，即因为他被当时的名士周顗另眼相看。周顗性情直率刚耿，因不肯当面为王导向晋元帝求情，后被王导之从兄王敦杀害。王导后来在整理中书省文书时发现周顗一直在维护他，沉痛地对家人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王羲之十三岁的时候曾去拜访周顗，周顗“察而异之”，在当天的聚会中，有一道名贵的菜肴烤牛心，周顗亲自分割，第一个就给王羲之品尝。王羲之遂名声大噪。“及长，辩赡，以骨鲠称”，等年长一些，王羲之便以率真耿直的风骨著称。
　　或许是对周顗之死耿耿于怀，或许是不满伯父王导的“愦愦之政”，虽为王氏子弟，王羲之屡次拒绝王导的举荐出来做官，而是出于本心，选择到更加志趣相投的庾亮府中做幕僚。《晋书·庾亮传》称庾亮：“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庾亮出玄入儒，具有老庄的外在表现和儒家内涵。对此，王羲之真心追慕。他一方面修慕名士风范，常与至交好友登楼理咏、雅集清谈。另一方面在为人和为政上，王羲之恪守儒家倡导的君子之行，反对当时名士们推崇的“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主张为官要务实、恤民。他曾和好友谢安共登冶城（今江苏南京附近），面对浩瀚的江水，王羲之对谢安说：“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他认为当今局势紧张，人人应当尽心竭力，而虚幻的高论废弛政务，浮华的文字妨碍机要，不是当今所应当提倡的。王羲之在临川做太守期间，他力所能及地为百姓办事。当时，广东韶关一带百姓纷纷流亡，王羲之十分重视，主张废除苛律，清和为策。应桓温之请做护军将军后，他关心士卒疾苦，要求军营里要公役均平，对于军营中老弱多病或不能温饱者，都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安置。
　　王羲之在《深情帖》中写道：“古人云：‘行其道，忘其为身’，真卿今日之谓，政自当豁其胸怀，然得公平正直耳。”他认为，为政做官只有胸怀豁达，才能公平正直，如果一味顾及自己的得失，不能忘其身份，是不适宜为政的。担任会稽内史期间，“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他在没有奏请朝廷的情况下即开仓济民，还多次请求朝廷减轻当地繁重的赋税，令治下百姓“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为了节约粮食、防止百姓饿死，王羲之下令“禁酒节粮”，本郡一年内不得酿酒，市面上也不得出售酒类。这在士族饮酒成风的东晋，实难能可贵。但他也因此受到了各方人士的指责非议。为此，他感慨地写道：“处世不易，岂惟公道。”
　　王羲之“忘其为身”讲真言，即使在“北伐”这件关涉甚广的事件上也不例外。自东晋政权在江南建立，北伐复国便是东晋朝臣一直绕不过去的话题。永和四年（348年），桓温以平蜀之功威名大震，势力迅速做大，引起朝廷恐惧。为了对抗桓温势力，朝廷起用扬州刺史殷浩参综朝政，以抑制桓温。此后，更是为了阻止桓温北伐而决定任用殷浩担当北伐重任。而殷浩也颇希望借助北伐建功立业、树立威望。虽然对各方意图有清醒的认知，但王羲之还是明确反对此次北伐。从朝廷角度，他认为，“今外不宁，内忧已深”“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从百姓角度，他认为北伐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大量的人力物力征用势必大大加重江南各地的赋税，而一些地区相继遭受灾害和饥馑的困扰，百姓已无法承受更多赋税负担。并且，他认为殷浩并不具备统军作战的军事才略，“以为必败”。他给会稽王司马昱和殷浩写信劝阻，均不被采纳。正是在此期间的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写下了名垂千古的《兰亭序》。
　　王羲之的辞官不做，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他的任性率真。因不甘屈居扬州刺史王述治下，王羲之遣人前往朝廷，提出把会稽郡从扬州独立出来置为越州。他的要求自然没有得到批准。永和十一年（355年），深怀愧叹的王羲之在父母墓前祭奠告灵，发誓从此绝意仕途，随即辞去会稽内史职务，隐居浙东，优游山水，弋钓为娱，寄情诗书，实现了他在《兰亭序》中期许的“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悠闲无事，王羲之给好友谢万写信说：“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更为值得庆幸的是，在辗转跌宕的生命历程中，王羲之亦始终以一颗饱含真诚的赤子之心，“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终成就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一座高峰，没有辜负他的才华和一生所遇之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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