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卫礼贤：“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理查德·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年），德国著名汉学家，在其57年的一生中有25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和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对《易经》的翻译与讲授，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著名翻译家杨武能《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一文，称赞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功臣。著名学者季羡林评价卫礼贤是“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自称是山东人，并取汉文名字
　　1873年5月，卫礼贤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早年接受了严格的宗教教育。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后，德国魏玛传教会（同善会）招募去青岛的传教士，卫礼贤看到这一消息后决定前往中国。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卫礼贤的人生轨迹，也为他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奠定了基础。1899年，卫礼贤抵达青岛，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被中国丰富的文化和哲学所吸引。他开始学习汉语，并深入研究中国的经典文献。在这个过程中，卫礼贤逐渐意识到，他真正的使命不在于传教，而在于理解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
　　在青岛的日子里，卫礼贤不仅与当地的中国学者和官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积极参与到社区的建设和教育工作中。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对于世界，尤其是对于西方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这种认识促使他放弃了原有的传教士身份，转而致力于成为一名汉学家和教育家，他自称是山东人，信儒教，并自取汉文名字——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魏礼贤。
　　翻译《易经》等经典，研究介绍中国哲学和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中国认识程度的加深，卫礼贤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方面的经典，其中他对《易经》的翻译堪称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事例。
　　《易经》作为中国古典文献中最为深奥和富有哲学内涵的一部作品，对于任何译者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卫礼贤深知这一点，他在翻译《易经》时，不仅要传达文本的字面意义，更要捕捉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精神。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让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和欣赏这部东方智慧的精髓。
　　卫礼贤在翻译《易经》时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方法。他首先直接从中文原文翻译成德文，然后与同他亦师亦友的劳乃宣一起，将德文译文回译成中文，以确保其忠实于原文。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多次反复，直到达到满意的准确度和深度。卫礼贤的这种方法体现了他对翻译工作的严谨态度和对原作深深的尊重。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被认为是《易经》在西方的经典版本。
　　与卫礼贤同时代的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曾这样说，“卫礼贤最大的成就就是《易经》的翻译和评注”“是卫礼贤成功地赋予这本古书以崭新的、富有活力的形式，使之获得新生”。借助卫礼贤的译介文字，荣格获得了对他心理学研究影响至深的中国思想宝藏。卫礼贤的《易经》翻译工作不仅是一次语言的转换，更是一次文化的对话，展示了如何通过语言和文本的桥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此外，卫礼贤还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著作，如《中国心灵》《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等。这些作品不仅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内在形象，还探讨了中国人的精神特质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相互比较和融合的可能。
　　在《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一书中，卫礼贤着重介绍了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特点、文化发展的特质，以及东方思想对西方复兴的意义。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卫礼贤认为，东西方的精神结构不是相互排斥意义上的对抗，而是相互补充意义上的对称。他强调不能简单地说孰优孰劣，“实际上，在人类的东方和西方都产生了积极向上的文化”，双方都应当从对方那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因此，当西方思想过于注重机械因果性而陷入危机时，东方思想中对有机生命观的阐释就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借鉴的资源。同样，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的核心价值观的关切，也使得当时的中国可以通过汲取西方有益的力量而走向复兴。
　　《中国心灵》和《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是卫礼贤对中国文化和中西方哲学思想进行比较探究的潜心力作，这两部作品展示了他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热爱。正如历史学者孙立新所说，“正是基于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反省和对中国文化的真诚喜爱，卫礼贤提出了综合东西方文化的思想主张”。通过这些著作，卫礼贤成功地将中国的智慧和精神传达给西方世界，成为中西文化对话的宝贵桥梁。
　　开展教育实践和学术活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除了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撰写汉学著作，卫礼贤还积极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和学术文化交流，宣传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1900年，卫礼贤在青岛创办了礼贤书院，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青岛九中。礼贤书院的创立初衷是为德国人子女提供教育，但很快学校便对华人开放，吸引了众多渴望学习现代知识的中国学生。卫礼贤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提倡平等教育；同时，他认为，教育应该超越种族和文化的界限，为所有求知者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极为先进的观念。卫礼贤将德国的教育模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体系。他强调中文和德文的双语教学，同时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学校不仅教授传统的中国经典，如四书五经，还包括德语、数学、地理、自然科学等西方学科。这种教育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尊重。
　　卫礼贤在青岛期间，参与创立了尊孔文社，这是一个旨在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团体，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载体和平台，通过举办讲座、讨论会、出版译著和开展文化活动等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卫礼贤和当时许多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入交往，包括周馥、劳乃宣、辜鸿铭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周馥出任山东巡抚后前往青岛视察。周馥对卫礼贤的办学活动十分赞许，二人因此结下友谊。周馥后来特别向卫礼贤推荐劳乃宣去主持尊孔文社的日常事务，而劳乃宣则成为了卫礼贤翻译《易经》《道德经》等典籍的合作者和领路人。其间，劳乃宣耐心地向卫礼贤解释这些中国经典的内涵和外延，使其较为顺利地将其翻译成德文。卫礼贤在《青岛的故人》一书中写道：“他用中文翻译内容，我做下笔记，然后译为德文，他再经行对比，检查我的翻译是否在所有细节上都准确无误。”这种教导和相互交流，让卫礼贤逐渐体悟到中国文化的精深之处，也使他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后来的教育事业更加符合中国实际。
　　在与辜鸿铭的交往中，卫礼贤特别注重围绕中西文化的异同之处进行探讨，双方在学术上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目标，即如何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和融合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他们通过书信往来，讨论翻译工作中的问题，交流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理解。卫礼贤曾将自己翻译的《论语》《道德经》等寄给辜鸿铭请其斧正，辜鸿铭客气地称其《论语》翻译是“了不起的翻译”，同时也直率地指出他没有解释清楚翻译《道德经》的缘由。辜鸿铭在信中提到，翻译中国经典时应当更加注重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的传达，而不仅仅是文字的直译。
　　卫礼贤的日常生活和汉学研究，体现了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理解和热情。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不仅丰富了西方的汉学研究，也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成就，使他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一座桥梁。

（责编：赵珊）